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的初遇、尺寸、开车与漫长回忆
本文全部摘自去年秋天我翻译的那版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因为手头是未校对版，某些字句可能跟纸书版有出入）
海明威如是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他的才华纯出天然，仿佛灰尘在蝴蝶翅膀上留下的图案。一度他仿佛蝴蝶般懵然未知，不知道图案被拂去被搅乱了。
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双翼受损，意识到了它们的构造。他学会了思考，但不再有飞翔的能力：因为对飞翔的爱已经流逝，他只能回忆自己此前，如何踏水无痕。
初见
我第一次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时，发生了一件怪事。斯科特身上发生过许多怪事，但这件我永难忘怀。我正与几个不值一提的人坐在德朗布尔路的“澳洲犬”酒吧里，他走进来，自我介绍，又介绍了跟他同来的一位高挑亲切的男子：那是著名棒球投手邓克·查普林。我不关注普林斯顿大学的棒球，从没听过查普林，但他看去惊人地和蔼可亲、无忧无虑、从容自在又友好，我喜欢他还远喜欢过斯科特呢。
斯科特那时是个大男人，但长得像个少年，一张脸介于俊秀与好看之间。他金卷发，高额头，眼睛兴奋又友善，一张爱尔兰人的嘴，嘴唇细长娇嫩，如果长在姑娘脸上就相当漂亮了。他的下巴结实，双耳周正，一个不算凸出但帅气到近乎美丽的鼻子。仅是耳鼻自然构不成一张英俊的脸，但他的脸色、金发与嘴唇就够了。那张嘴让你难以捉摸；等你熟悉他，就更难以捉摸了。
我见到他时很好奇，那天之前我写作终日，所以能跟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邓克·查普林作伴，还挺好的——之前我没听说邓克，但他立刻就成了我朋友。斯科特一直说个不停，我则不好意思：他滔滔不绝地夸奖我的写作了不起。我继续凑近盯着他看，注意他的动作，不去听他说话。那时我们私下里有个原则：当面夸奖是公然让对手下不了台。斯科特点了香槟，我、他与邓克，以及我觉得不值一提的那几个人一起喝。我觉得邓克和我都没认真听斯科特的演讲，没错，他简直是在演讲，我就注意观察斯科特。他身材清瘦，脸上略有浮肿，看去状态并不太好。他穿着挺合身的布鲁克斯兄弟牌子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按扣领的白衬衣，打着禁卫军领带。我觉得自己该告诉他这领带不大妥当，巴黎有英国人，可能到“澳洲犬”酒吧来——当时就有两个——回头一想，管他呢，我又接着看了他一会儿。后来才知道这领带是在罗马买的。
我盯着他看，却没琢磨出什么，只发现他有一双形状好看、颇合观瞻的手，不太小。他在一张吧台凳上坐下时，我发现他腿挺短。如果腿有正常比例，他该比现在还高两英寸。我们喝完第一瓶香槟，开始喝第二瓶，他的演讲也将近尾声了。
邓克与我都感觉好了起来，甚至比喝香槟前都好，因为演讲终于要结束了。直到那会儿，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我妻子和几个密友，才私下里认为我是个伟大作家。现在斯科特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他的演讲要结束了。不料演讲之后，提问又来了。他演讲时，你大可不听，只顾观察；但提问可躲不开。我之后才发现，斯科特相信，小说家可以通过直接提问他的朋友与熟人来找到他需要的素材。他的诘问煞是直接。
“厄内斯特，”他说，“你不介意我叫你厄内斯特，对吧？”
“问邓克吧。”我说。
“别傻了。我很严肃呢。告诉我，你和你妻子婚前睡过吗？”
“我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呀？你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可是，你怎么记不得这么重要的事呢？”
“我不知道。”我说，“很奇怪对吧？”
“这比奇怪还糟。”斯科特说，“你必须得记得。”
“抱歉啊。不记得有点遗憾对吧？”
“别学英国佬说话。”他说，“尽量严肃点，记起来。”
“不。”我说，“没指望了，记不起来。”
“你得认真地回忆一下了。”
这说话架子摆得好大。我想。我好奇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说话，但想想也不至于，因为先前我看见他演讲时都出汗了。一滴一滴汗水从他优美细长的嘴唇上沁出，我就在这时候将视线从他脸上移开向下，去目测他坐在吧台凳上架起的双腿有多长。此时我又将视线挪回他脸上，恰在此时，怪事发生。
他就坐在吧台那里，手握香槟杯，脸上肌肤看来绷紧了，忽然浮肿消失，肌肤更紧了，紧到他的脸看去仿佛死尸。他的双目深陷，仿佛呆滞了，嘴唇紧闭，脸色如蜡。这不是我的想象。他的脸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死人，或者说，死神面具。
“斯科特，”我说，“你还好吧？”
他没回答，他的脸看去更阴森了。
“我们最好带他去看个急诊。”我对邓克·查普林说。
“不用。他没事。”
“他看起来要死了。”
“不，他发作时就这样。”
我们把他扶进一辆出租车，我很忧心，邓克则说他没事，别担心，“他到家时估计就好了。”他说。
邓克一准说对了，因为，几天之后，在丁香园遇到斯科特时，我说起头两天他发作的事觉得抱歉，说也许我们说话时喝酒喝太快了。
“你说什么？你抱歉？什么发作了？你在说什么呢，厄内斯特？”
“我是说在澳洲犬酒吧那晚上啊。”
“我在澳洲犬没事啊。我就是被跟你在一起的英国佬弄烦了，就回家了。”
“那晚上你在时没有英国人啊，只有酒保。”
“别玩玄虚啦。你知道我说的谁。”
“呃。”我说。他是之后又去了澳洲犬酒吧，或者他哪天又去了？不，我记得，那晚上是有两个英国人，的确有。我记得他们是谁。他们确实在场。
“对。”我说，“没错。”
“那个假装有贵族头衔的姑娘粗鲁得很，还有那个跟她一起的蠢酒鬼。他们说他们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她有时的确挺粗鲁。”
“你看到啦。只因为我喝了几杯葡萄酒，就故弄玄虚，那没用。你干嘛要玩这些虚的呢？我可没想过你会做这类事。”
“我不知道。”我想岔开话题，然后我想到了点什么。“他们是因为你的领带才粗鲁无礼吗？”
“他们干嘛因为领带对我粗鲁？我系的是条普通针织黑领带，穿了件白马球衫。”
我放弃了。
尺寸问题
我们吃樱桃派、喝最后一瓶酒时，他问：“你知道，我没跟泽尔达之外的任何女人睡过。”
“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告诉过你。”
“不。你告诉过我许多事，但这个没有。”
“那跟我必须问你的事有关。”
“好的。问吧。”
“泽尔达说，就我的状况，我不可能取悦其他女人，她对我不满也源于此。她说这是个尺寸问题。她这么说过后，我一直感觉不对，我得确认下。”
“我们去办公室。”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洗手间。”我说。
……
我们回到餐桌边坐下。
“你完全没问题。”我说。“你没问题。没有哪里不对劲。你低头看自己，当然会觉得短些。去卢浮宫，看看那些雕塑，再回家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那些雕塑可能不准确。”
“他们很正常。大多数人都和他们一样。”
“但她为何这么说？”
“是为了让你丧失信心。这是让世上的男人丧失信心最古老的法子了。斯科特，你要我告诉你真相，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但这就是绝对的真相，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也可以去问个医生。”
“我不想去。我想你告诉我真相。”
“你现在相信我吗？”
“我不知道。”他说。
“我们去卢浮宫。”我说，“就在街那头，过河就是。”
我们去到卢浮宫，他看了雕塑，但依然不相信自己。
“平时它休息时的尺寸不成问题，”我说，“尺寸是指它勃起之后的模样，这里也有角度的问题。”我用个枕头和其他一些东西帮助他理解。
“有个女孩，”他说，“她对我很亲切，但泽尔达这么说过之后……”
“忘掉泽尔达说的话。”我告诉他，“泽尔达疯了。你一点问题也没有。有点信心，满足那女孩。泽尔达只是想毁了你。”
“你对泽尔达一无所知。”
“好的，”我说，“这一点随意吧。但你来吃午饭，问了我个问题，我已经尽力给了你诚实的答案。”
但他还是疑虑重重。
“我们要去看些画儿吗？”我问，“这里的画儿，除了《蒙娜丽莎》，你看过别的吗？”
“我没心情看画儿，”他说，“我跟人约好要在里兹酒吧见的。”
车子问题
斯科特的汽车司机先前在巴黎开出租车，对英语是既不讲也听不懂。斯科特告诉我，先前在巴黎有一晚，这司机载斯科特回家，没让他挨抢。斯科特就将他带到美国当私人司机了。
我们载着醉汉（指菲茨杰拉德），坐着车子在夜色中从费城驶向威尔明顿时，司机有些忧虑：车子热起来了。
“你该给散热器加满了水才对。”我说。
“不是，先生，不是这回事。先生（指菲茨杰拉德）不让我往发动机里加油。”
“怎么回事？”
“他看我那么做就很生气，还说美国车不需要另外加油。只有不值钱的法国车才需要补油。”
“你怎么不问问夫人（指泽尔达）呢？”
“她发作得更厉害。”
“你要现在停车加点油么？”
“这么一来就可怕啦。”
“我们停了车来加油吧。”
“不行先生。你不知道之前发生过啥。”
“发动机都要烧起来了！”我说。
“但如果我停下来加油加水，我就得停下引擎。引擎不停下来没法加油，引擎一停，冷水就会把气缸震裂。水是够多了先生，这车的冷却系统挺大的。”
“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停下来，就开着引擎加点水吧。”
“不行先生，我跟你说，我们先生绝不会允许的，我了解这个发动机，这车子能撑到府邸。这不是第一次了。明天你如果跟我去车厂，我们就一起去，我也顺便带小姑娘去教堂。”
“好吧。”我说。
“我们得在汽油上想法子。”他说，“我们会买几罐汽油，藏好了，等需要时再加油。”
“好吧。”我说。
“你又在唠叨油的事？”斯科特说，“菲利普有点神经质，说你得随时往这车里加油，就像我们从里昂开回来的那辆滑稽的雷诺。（换了法语）菲利普，听着，美国汽车不用油！”
“好的先生。”司机用法语答。
“他老说那些汽油的蠢话，都让泽尔达紧张了，”斯科特说，“他是个好人，绝对忠诚，但他对美国引擎一无所知。”
这是一趟噩梦之旅，当司机想在通向宅子的路边熄火时，泽尔达却不让。她和斯科特俩人都坚持这条路不对。泽尔达宣布说此处熄火太远了，斯科特说汽车已经开过了。他俩争执，直到泽尔达睡着，司机才继续缓慢前行。然后斯科特命令司机转回来，等他也睡着了，司机才想法子绕将回来。
海明威写菲茨杰拉德的缘起
许多年后，是二战结束后许多年了，在里兹酒吧，先前斯科特住在巴黎时的酒吧跑堂，如今的酒吧总管乔治，问起我来：“先生，每个人都跟我问起的这位菲茨杰拉德先生，是个谁啊？”
“你不认识他吗？”
“不，我记得那会儿所有人，但他们现在只问起他。”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呢？”
“他们想听的趣事呗，他们听了会高兴的事儿呗。但告诉我，他是谁？”
“他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位美国作家，在巴黎和外国住过些时候。”
“但我为什么不记得他呢？他是个好作家吗？”
“他写了两本非常好的书，还有一本没完成，他们说如果写完的话，会是他最好的作品。他也写了许多好短篇故事。”
“他来酒吧多吗？”
“我相信，是的。”
“但20世纪20年代早期你来酒吧不多。我知道你那时穷，住在另一个街区。”
“那会儿我有钱时，会去克里翁。”
“我也知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也记得。”
“真奇怪，我对他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乔治说。
“那些人都过世了。”
“但是，人死了不一定就被遗忘了。老有人跟我打听他。您得跟我讲他一些事，我好写进回忆录。”
“我会的。”
“我记得你和布里克森男爵有一天来这里，哪年来着？”他微笑道。
“他也过世了。”
“是啊。但我没忘记他。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第一个妻子写作极好。”我说，“她写了一本书，可能是我读过最好的关于非洲题材的书，只有萨缪尔·贝克爵士写的阿比西尼亚境内各条尼罗河支流那本书例外。既然你对作家们有兴趣，把这个放进你的回忆录吧。”
“好的。”乔治说，“男爵不是那种你能忘掉的人。那本书的名字叫？”
“《走出非洲》。”我说，“布里克森总是为他第一个妻子的写作感到自豪呢。但我们认识，远在她妻子写这本书之前。”
“但那位，他们一直跟我问到的菲茨杰拉德先生呢？”
“他是弗兰克当总管时的常客。”
“是的，而我那时是跑堂。你知道跑堂是什么的。”
“我会在一本写我巴黎早期生活的书里写到他。我答应过我自己，我会写的。”
“好的。”乔治说。
“我会依照初见他时的印象写出来。”
“好的。”乔治说，“那么，如果他之前来过这里，我会记得他。毕竟，人不会轻易遗忘的。”
“游客呢？”
“游客自然会被遗忘。但你说过他常来这里？”
“这里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就按你对他的印象去写吧。如果他真来过这里，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看吧。”我说。
今天是海明威诞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