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阿飞”诗人遭遇波特莱尔
“阿飞诗人”正名
2018年在张梁兄主办的题为“市民都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场演讲，讲的是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写诗的经历。2020年他从巴黎多次来电，说论文集就要截稿，嘱我加紧。我一直在拖，因为以往讲过多次，炒冷饭提不起劲。正如《我与波特莱尔》一文的开头：“波特莱尔彷佛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是与一位朋友之死链结在一起的。”（《字花》，2010年3-4月号）的确，那几年中我的文学之旅是我一生中最为纯真的文学记忆，而朱育琳和他翻译的波特莱尔，始终犹如一道彩虹，可望不可即，却不断激起我对文学的渴念与遐想，而老朱在1968年夏天的非正常死亡，中断了我的文学之梦，给我带来永难磨灭的心灵创伤，也铸就了我的至今不渝的爱与憎。见我这么说，张梁兄建议另一种写法，内容还是贴近原来的“波特莱尔与红色魔都”的讲题。我想以往都是一种直线的悲情叙述，现在不妨回到现场，用当时ppt展示中的几张照片切入，注重写作中的细节，也是一种感情结构的自我剖析，为历史留以存档，尽量避免文学史的后设评述。
1966年盛夏，上海外滩外白渡桥上，背后铁桥上是新刷的革命标语。十九岁的我。一手搭铁桥，一手撑腰，器宇轩昂，神情坚毅而忧郁，一头乌发底下眉头皱起，两眼略朝上注视远处。
上海外白渡桥，1966夏
说不清当时的心境，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正轰轰烈烈方兴未艾。这身打扮有什么特别的话，是那条裤子。叫“小包裤”，是我居住的市中心的小资青年的时髦样式，在一年前做的。在弄堂对面的布店里横挑竖捡，剪了六尺卡其布料，用完一个人一年的布票。做紧身包臀的样式，一般裁缝没这个技术，而对裤脚管的尺寸有不成文规定，不能小于六寸。不过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住在吴江路上柏德里后弄堂有个“驼背裁缝”，做工考究，朋友介绍说“一烙铁烫平，唔没老啃”（老啃：污垢，意谓生活挺括）。到他那里，裤脚管可收到五寸八分，要价两块，不下于天价。我硬着头皮把布料交给他，别看收紧两分的裤脚管，这意味着一种非标准的身份标志。
9月之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不那么流行了，我们航校电工班的八九个同学，家庭出身皆非“根正苗红”，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去广州串联。出火车站有人接待，给安排到广州体育学院住宿。进学院时每人要报家庭出身，我是小资，问题不太大，但这条裤子惹了麻烦，裤管太小，属于“奇装异服”，当场小将们递一把剪刀，把裤子开了两道叉口，把我赶出校门。还有王基立是“右派”家庭，也被赶了出来。两人流落街头，我买大把香蕉充饥——还没吃过这么又甜又糯的香蕉。晚上两人睡在火车站。次日早上我们去逛了东山湖公园，清晨时光尚无游人，只见一片湖水静悄悄的，刚醒来的样子，我揉揉倦眼，心头为之一动。出来到街上市声熙攘，“革命”喇叭斗志昂扬。我们灰溜溜如丧家之犬，这里那里浪荡了一天，次日就回了上海。乘火车是免费的，再次踏上“革命大串联”的征途，自觉很讽刺，像冒牌的红卫兵，仍穿着开叉的裤子。
另一枚照片，是1967年在苏州留园拍的。也是航校电工班四五个同学，加上我同一弄堂里的好友黄仁。在园中游观，我看中了池水上的石板，于是横卧其上，由邬才根按下快门。穿着的确良长袖白衬衫，深蓝条纹的羊毛西装裤，假山与叶丛之中，左旁楼阁衬托。我是故作蒲士，当时脑子里闪现《红楼梦》中史湘云醉卧大观园的情景。后来印出来，果然有古典风。那时候出去游玩拍照算是一种高档消费，我都是借光朋友。那天黄仁也带上一架一二零方形相机，他的父亲黄天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部主任，属于“高知”，运动中遭批斗赋闲在家，我常去向他请教英语。七十年代末他重返岗位，创刊《外国电影》杂志，我的卓别林传记的翻译在上面发表。
我把那时的自己叫做“文青”，又觉得太普通。九十年代在美国收集了不少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各种英文版本及其研究著作，如果看到有关西方“颓废”文学的书便收入囊中。在哈佛书店看到Ellen Moers写的The Dandy一书，1978年奈布拉斯加大学出版，九成品相，三块九毛五，真让我欣喜若狂。书背原价被涂抹掉，当然那是更为便宜的，书店都这么做，如果是一本时兴的福柯的著作起码要十块朝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Dandy的解释是：man who cares too much about the smartness of his clothes and his appearance，中文翻译“过分注意衣着和外表的男子”，漏了the smartness：不仅注重衣着，还要穿得潇洒有品味。Ellen Moers 在书中叙述了十九世纪欧美各国dandy与dandyism的发展史，从英国的Beau Brummell到Max Beerbohm，包括波特莱尔、王尔德及世纪末颓废思潮。书中说dandy首先是具自我表现意识的精致唯美的外观，而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复杂，在历史进化论高奏凯歌的革命时代，他代表了自我完善的利己主义、慢吞吞节奏的生活态度、时尚与复古的新范式与文艺创造的激情。简言之，他们出类拔萃、标新立异的另类存在，预展了西方文艺现代主义的精神。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又把dandy译为“花花公子”，是另加的中文解释，这译法大约由来已久，较为单一刻板。出于好奇，翻开1997年外研社编的《汉英词典》，与“花花公子”对应的是：playboy、dandy、coxcomb和fop。其中包括dandy，美国的一份情色杂志Playboy，中文也叫“花花公子”，后两种coxcomb与fop也指讲究衣着者，缺乏文化档次，带贬义。台湾学者彭小妍的《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是研究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专著，她把刘呐欧、穆时英等称作“浪荡子”，是从dandy转译过来的，颇为传神，比“花花公子”好得多。其实我在运动开始时戴了几天红袖章，有时在市里刷标语，此后除了每月去学校领饷，就在家做“逍遥派”，四处游逛，一心作诗，单看我照片上的打扮和我写诗的唯美做派，也符合“浪荡子”的条件，只是有点苦逼。家里房子小，人口多，从小惯于在街上浪荡，一到夏天更是在马路旁乘风凉、嘎讪湖、下象棋，末了搬一块木板睡在弄堂口，到天亮给马桶车的气味熏醒。
此刻我想起金宇澄的《繁花》，开头引子“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一段，描画王家卫《阿飞正传》里梁朝伟数钞票、捻扑克牌，然后对镜梳头，“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的确“阿飞”的发源地在上海。我小时候所谓“阿飞”，梳个油光光小包头，流里流气，眼睛斜瞄过街女人，在电影或小人书里看到过，所以一听到“阿飞流氓”就怕怕的。然而人的看法、时代的看法一直在变。王家卫为上海阿飞“正”名，经过沪港双城的影像之旅，重塑公共记忆。电影里风流放荡的旭仔，孤高叛逆，自比为独脚鸟，要飞，载不起沉重的身世之谜，一落地便死去，成为后现代亚细亚孤儿的隐喻。就像张国荣和梁朝伟，人见人爱，如今恍如隔世，而哥哥永远成了象征黄金时代的蝴蝶标本。
有趣的是，《繁花》中有一段写到沪生看到苏州河上船来船往，信口背了四句诗：“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随之于流水倏忽的消逝；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一起荡马路的小毛说“是外国人写的”，沪生说是邻居姝华姐姐的表哥写的。那是我的一首题为《梦后的痛苦》的诗中的几句，收录在我的一本诗集里。这首诗写于1967年年初，是我最初受波特莱尔“恶魔”般刺激的“颓废”留痕。后来《繁花》在美琪大戏院公演，老金给了我戏票，于是在后台见到姝华与小毛，认了我这个写诗的“表哥”，一起合照留念。其实为什么不就干脆自认做个阿飞诗人呢？
老底子上海滩“阿飞”对小毛、姝华这一代当然陌生，今番用两张照片来谈波特莱尔，还是免不了命题作文，却臣服于影像的诠释力量，所谓“阿飞诗人”也是一种诠释。试看王家卫怎么拍哥哥泡苏丽珍的，七八个角度，就是为了一分钟爱情的经典记忆。
死亡之蛊
“阿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渊源可追溯到与上海开埠俱来的“洋泾浜”英语，代表土洋交杂的文化，它伴随着我的成长。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一长串革命小说到《三国》《水浒》，又到《三侠五义》《济公传》等，我的文学阅读已经轮番蜕变，而上升到莎士比亚与《红楼梦》了。从我家弄堂出来几分钟到南京路转弯的一家新华书店，有一阵隔壁开了个很窄的门面，是收购旧书的。我常在那里探头探脑，有一回看见有个人挎着两册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灰色硬精装的。我就暗戳戳和他私下交易，花了七毛钱买了回来。近现代以来，上海一向是中外文化交杂的地方，就像她的“东方巴黎”别名，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生活与文化像一块海绵，捏一把就出鱼。这些东西在改造灵魂的十年里被统称为“封资修”，属于没落反动阶级用来搞复辟而必须彻底打倒消灭的东西。记得1970年1月7日下午，在卢湾区体育馆的千人大会上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押送到航校。教务主任杨李竞在校门口看到我说：“陈建华啊，你脑子里的封资修得好好改造改造！”
回想最初受波特莱尔之蛊，是由于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那是1965年夏天，我作为工读学生在杨树浦上海船厂工地上实习，常去附近一家旧书店，厨川这本书薄薄上下两册，要一块五毛，贼贵，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其实那时我在诗的征途上，尽管能见和所见有限，已经见识过五四新诗的新月派、现代派与象征派各个山头，同时一头扎进《玉台》《花间》的伤感与艳情的古典抒情里，当读到厨川介绍“婆台来尔”（即波特莱尔）这位“恶魔”时，脑洞如受电击。我的妈呀，这叫诗吗？原来他是象征派鼻祖啊！特别那首全文翻译的《死的欢忭》，坟墓不去说它，如蜗牛、食尸的蛆、吸血的鸦等意象，什么死的颓废、恐怖美、腐肉、燐光和败血等描写，突然野蛮入侵我的唯美的诗坛，击碎我的软玉温香的迷梦。为什么把《恶华》（即《恶之花》）称作“地狱的书”“罪恶的圣书”？为什么得到如此推崇？因为好奇与叛逆，或许是令人恐怖的“新的战栗”或“欢乐的病的诗趣”在不断刺激我。此后波特莱尔便植入我的文学之海中，他的幽灵也不断袭来，朱育琳与陈敬容的翻译、批评论文的片言只语、英文的文本等通过各种途径纷至沓来，我狂热地抄写、打字。波特莱尔的每一行诗都给我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虽然他的异质性格很难在我的文化熔炉里分解，却意味着一种广大的同情与艺术的极限，好似“不灭的火炬”，引导我走向“美”的康庄大道。
两张老照片帮助我回到当时的语境，从我的“阿飞”仪态姿体出发叙述与波特莱尔的遭遇，在具体情境中检索我的创作轨迹，将不是扁平直线的，而是多线头地呈现在各种叙事空间里，方形的、圆形的或三角形的。其实我没有想过要模仿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这里那里发现记忆之迹，先是通过词汇、比喻或意象和我的生活与文化底色推搡融汇，常常夹杂我的古典修辞与典故，糅团成圈圈丝绵互相牵绊，渐渐回笼到梁山泊，使得日常生活与城市主题渐渐清晰起来，结出一些青涩之果，至今仍是一首未完成的现代性交响曲。
在上海船厂实习时，手边带着一本李长吉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注本，晚上在蚊帐里看到熄灯为止。初知波特莱尔正当我迷恋李贺之时，在他们之间我听到死亡的呼应，令我战栗与迷醉。但是这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在1965年下半年到次年初留存的二十余首诗中贯穿着忧伤与绝望的主调，也有欢欣与幻想，情绪在生活之流中激起涟漪，宣泄孤苦无依的哀愁与情窦初开的憧憬。然而死亡开始潜入诗行。在《睡魔》中，睡魔在诗人耳边如催眠曲一般向他许诺，邀他去天国、月宫与仙乡，那里有王母、嫦娥、牛郎与织女等神仙眷属，但诗人回答：“我的睡魔，我不要这些，/甜梦的苏醒仍是悲哀。/我要你带我去虚无的/缥缈的西天，让我安息。”那时好几首诗具有童话般梦幻色彩。冬天去上海附近太仓浏河的工地实习，《去工地的小道上》写一个顽童贪恋乡村美景而迟到的情景，而《幽夜的舞会》则描绘了红宝石、紫葡萄、玫瑰、郁金香的天国世界，天使们在纵情狂欢，这多半归因于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集》，从福州路旧书店买到，使我十分喜欢，这首诗是幻想的产品。为什么美好的童话世界会出现死亡？时间上《睡魔》写于1965年8月，在读到《死的欢忭》之后不久，但是在先前的阅读中早就遭遇死亡，如朱湘的《葬我》。或如《小河》最后：“我流过四季，累了，/我的好友们都已凋残，/慈爱的地母怜我，/伊怀里我拥白絮安眠。”在情调上《睡魔》更接近《小河》，有一阵我对朱湘的钟意更甚于徐志摩，大概跟有意在新诗中运用古典意象有关。
死亡继续叩响我的心扉，其表现欲有增无已。如果说《落花歌》和《我的好地方》还是在刻意和古典结合，那么《流浪人之歌》可说是一次色彩与趣味的自我逆袭，“荒烟 野雾 一片 灰色的迷朦/迷濛迷濛 迷濛在 冷峭的冬晨”。完全摒弃金碧炫目的色彩。如此反复歌咏死亡，对现代主义来说本身含有自我终结的美学价值的意义，其实也是我的身体隐忧与精神压抑的自然反映。那个冬天的早上在工地上，将插有老虎钳、扳手和电线的皮带拴上腰间，脚上套着铁爪攀上电杆，寒风嗖嗖，手指直打颤，只见河面上“一只小船 在迷濛里 缓缓地 驶行/载一具 新漆的灵柩 在迷濛中 缓缓地 驶行”。我被这景象触动，在萧瑟悲凉的心绪中目睹着这艘船缓缓地驶过，好似自己的“漫长的行程”被这灰色的天空笼罩了，而我“破碎的心”在飘摇，仿佛听到了自己的跫声，一步步踏过“迷濛的坟墓”。
当时我在浦东的一所属于交通部的半工半读的学校读书，它是由退伍军人管理的，半军事化，目的是培养在黄浦江边修船或者是治理河道的技术工人。我生性内向，喜爱文学，对学习技术缺乏兴趣，精神上感到压抑。有一回与一个班干部发生争执，被认为是“阶级报复”而在班上作检查，接受同学们“批判”，因此越发觉得没有前途，把写诗作为一种情绪的自我宣泄与安慰。因此诗中“破碎的心”确是自己命运的镜像，基于真实的生活，含有痛苦与恐惧。痛苦由多种心理因素，平时感到自己特别孤单，苦闷无处倾诉，因为家庭出身看不到前途，这方面大约是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在作怪，不无自怜自恋。有时死亡恐惧直接来自身体状况。有一次班上组织去青浦还是奉贤“拉练”，要走一整天，碰上我是平脚，感觉特别累，晚上在当地住宿，半夜醒来下边湿了一片，这种现象中医叫“滑精”，是梦遗的一种，常在身体虚脱时发生，自己就特别恐惧，真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
看书写诗是一种逃避，艺术的戏剧性表现伴有形式的热情，含游戏成分，经过精雕细琢的劳作之后看到作品的完成会产生愉悦。厨川书中的波特莱尔是病态、颓废与阴暗的，这对当时我的古典色彩的唯美诗风来说，不啻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而《流浪人之歌》中“潮湿的气味的荒野”“斑驳的蛹壳的白杨”的句子中已略见“恶”的端倪。1966年4月作的《瘦驴人之哀吟》一诗：
骑着 羸弱的瘦驴 独自 纡缓地前行 欷歔 哀吟
独自地欷歔 哀吟在 暮秋 冥冥的 黄昏长程
……
窀穸的幽灵 吐出 腐秽 霉白的呻吟
霉腐了 碎瓦 残碑 侵芜的霉苔 青青
霉腐了 潮湿的穴阴 散出 秋蛩的寒鸣 嘤嘤
霉腐了 污秽的泥沼 散出 蜗牛的讥讽 冰阴
讥讽 瘦驴的踌蹰 我的懦弱的 欷歔 哀吟
羸弱的瘦驴 犹疑 迍偃在 歧路的迷濛
迷濛迷濛 干涸的泪瞳 无识了 茫茫的森林
聆听 瘦驴儿 枯萎的蹄声 绵绵 鼻息 瘖瘖
……
听 死神 凄凉的残笑 一声 摧残着 一声
狂迎那 黑暗的践临 是生命的 破钟 阵阵
敲碎了 我的憧憬 化成 阴风霪雨 冷冷濛濛
骑驴诗人的原型是李贺，我最心仪的诗人之一。他诗中敲金振玉的声色通感、瑰丽奇幻的想象与王孙公子时不我予的悲哀，对我魅力无穷。尤其是他对于美的执着追求，令我深受感动。他每天骑着驴子在长安街上游逛，寻觅诗的素材与灵感，有所得就写在纸上，投入背后的锦囊中。他母亲见他这么殚精竭虑而产生不祥的预感，果然他在二十七岁就死了。这使我害怕，好像会发生在我身上。这首诗共四十行，形式上是对赓虞、穆木天和冯乃超那一派的某种契合，然而通过瘦驴诗人的自我独白悲悼诗的宿命，可看作我对诗的命运的一种礼赞。诸如潮湿、腐败、蜗牛、坟墓的意象来自于波特莱尔的《死之欢忭》，整首诗在时空结构与修辞组合方面是对“颓废”与“死亡”的演绎，是对我向来信奉的唯美观念的反动，其实诗中混杂着多种创意与借鉴的成分。与冯乃超、穆木天的写景抒情不大一样，瘦驴人的主观口吻略同于梁宗岱翻译的法国梵乐希的《水仙辞》，那是从旧书店淘得的，线装一册，直行宋体字排版。“听死神凄凉的残笑”则是李金发的“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的翻版。诗中使用了叠韵词与鼻音词，所谓“鼻息瘖瘖”是跟我从小患上的鼻炎有关，与我们单位挂钩的耳鼻科医院在汾阳路上，有一回炎症发作必须做穿刺手术，从鼻中抽出大量浓水装了一小瓶。
海关的钟声
最开始从静安区图书馆借来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等于上了一堂启蒙课。一下子给郭沫若、冰心、闻一多等人迷住了。编选者在前言中说编选这本诗集是为了反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精神”，并且点名批判了“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等“反动诗人”，当然不选他们的作品，仅例外选了两首徐志摩的，一首《大帅》，另一首《再别康桥》。出于好奇和逆反心理，我对被批判的特别有兴趣，图书馆能借到的都是革命作家的书籍，而在旧书店里有“解放前”出版的旧版书，于是每当周末就跑福州路上的旧书店，上海的旧书店数这家最具规模。在那里淘到艾青编选的《戴望舒诗选》、朱湘的《番石榴集》、何其芳的《画梦录》和《预言》、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梅里美小说集》、莫泊桑的《我们的心》等，这些都是我的至爱，“文革”开始时小将们来我家抄家，其中好几本连同其他一些书都被抄走了。在旧书店认识了一些年轻朋友，大家聚集在一起谈文学、写诗。大多是光明中学的高中生，其中钱玉林住在旧书店斜对面，我们经常在淘了书之后去他家聚会。
1966年夏天，在“文革”开始前几个月，我在上海旧书店认识了朱育琳。他问我找什么书，我说在找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他说戴望舒翻得不灵，我大吃一惊。在我心目当中戴望舒是很了不起的，就想这是何方神圣，口气那么大？我问他自己翻译吗？他没回答。第二次碰到他，给了我《恶之花》里的四首诗，他自己翻译的。我如获至宝，回家后恭恭敬敬地抄下来。后来老朱断断续续翻译了几首，现在保存在我手中的一共有八首。特别是王定国借到一本《译文》杂志，是1957年纪念《恶之花》百年诞辰的专号。他说只借三天就要还，正好碰上我要去航校领工资，就带了这本杂志。每月14号是我们领工资的日子，同学们聚在一起，十分热闹，而我躲在宿舍里，把陈敬容翻译的九首《恶之花》抄写在印着“上海航务工程学校东方红公社”的信笺上，把法国阿拉贡的长篇评论《比冰和铁更词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纪念》抄写在“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的信笺上。
我所见到的关于波特莱尔的作品和论文还很有限，却使我对他愈加崇敬，明白厨村白川笔下的“恶魔”不无片面。陈敬容选译的《朦胧的黎明》《薄暮》和《穷人的死》突出波特莱尔对“劳动”阶级的同情；《黄昏的和歌》《忧郁病》和《仇敌》反映了他的精神病态。朱育琳更侧重趣味，译笔带有古文的精炼，他翻译的《烦闷》《裂钟》《月亮的悲哀》和《异域的芳香》更让我爱不释手。有一首以“我打你没有愤怒，/没有憎恨，像屠夫”开头，没有标题，在《恶之花》里题为L'Héautontimorouménos, ÀJ. G. F.，好像是描写SM情状的，我们都看不懂，老朱也没有解释。特别使我震撼的是《恶运》这一首，艺术家自认悲剧性命运的自白，最后两段：“多少昏睡的珍宝，沉埋/在不可探测的深海，/永远无人知晓。//多少憾恨的花朵，虚赠/他难以言说的芳芬，/在孤独中枯凋。”严格的建筑美的十四行格律，字字铿锵，至今我认为在波特莱尔的翻译中是首屈一指。在陈敬容翻译的《不灭的火炬》中，诗人和他的“天使”弟兄们在追求“美”的大路上行进，如一列没有箫鼓的送葬队伍，但是“太阳也遮不住你们的光焰的星辰！”这首诗与《恶运》一样，表达了艺术的尊严与诗人的崇高使命。
从这些译作可见诗人凝视之下的巴黎的日常街景与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尤其是朱与陈都译了被雨果誉为“新的战栗”的《天鹅》，诗中一只在巴黎大街上的天鹅，显得滑稽可笑，然而在波特莱尔那里得到神奇的“呼应”，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诗人被放逐的“寓言”。如最后一段：“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诗中表达了超乎个人的伤感，是对古今人间所有被压迫者的深广同情，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立场的显示。
运动给我的生活带来变化，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再去学校与工地，整天呆在家里。说来奇怪，一些以前难得看到的书突然冒了出来，在朋友和同学中间流传，如《基度山恩仇记》《琥珀》《飘》《沙宁》《狗生活》《九三年》以及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等，有的只借一天，于是就通宵达旦地看，还把一些段落抄下来。过了一阵看看风头过了，就把被贴了封条的箱子打开，小心不把封条撕破，读我的藏书，大多是古典方面的。那时每天练书法，觉得自己的钢笔字挺有风格，于是从《诗经》和《玉台新咏》选出喜欢的作品用工楷字体抄在从航校带回来的信笺上，也抄了欧阳修、二晏等人的词，装订成小册子。读了《阳明全书》，阳明心学是一向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的，我读得津津有味，抄了许多语录，也订成一小本。读了《韩非子》大受震撼，一边读一边对照正在发生的“文革”，觉得中国两千年前的思想真了不起，心有戚戚之际，也把书中内容整理一番，抄了一本《韩子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