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连载】 自叙人生路 | 第二章：父亲的肩膀
第二章 父亲的肩膀
父亲生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初九日丑时（公元1920年），逝于1982年7月20日（农历5月30日），享年63岁。
父亲从小离开生母，由养母抚养，长大后身体瘦弱，不能干重活。在上海学艺时，又逢动荡年代，学艺不精，无所特长。后来拜师学过烹饪技术，村里有人办婚事、丧事、聚屋酒，都会请他去当厨师，在家乡也算是一名好厨师了。父亲与祖父永别后，家里即遭火灾，一贫如洗。
父亲30岁，借他人房屋与母亲结婚，我也出生在他人房屋里。我出生后，仇家村开始土地改革，家里分到了2间平房，我们回仇家村居住。父亲土改时家道贫穷，划分阶级成份时被定为贫农，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父亲虽不善耕作，但到过上海，见过世面，头脑比较灵活，还学过烹饪，他选择了小商贩作第二职业。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贩卖海鲜、农产品，猪头肉、绿豆面汤等，生意做的很不错，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好。
1954年，甲午年二月十二日，妹妹叶仙出生。妹妹出生后不久，父亲不幸染上眼疾。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父亲的眼病久治不愈，一生时好时坏，影响了他劳动和做生意，家里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
1957年，丁酉年七月廿三日，大弟弟叶文来到人世。大弟出世后，父亲负担进一步加重。大弟出生的前一年，农村开始搞合作化运动，农民土地入社；城镇实行工商企业对私改造，成立了众多的合作社，所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限制商品自由买卖。土地入社后，农村开始吃大锅饭。限制商品自由买卖后，父亲经商的道路被堵死，家庭经济收入大幅度下降，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了。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村村办食堂，全村人在食堂吃饭。按当时的说法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父亲凭着学过烹饪技术，进了大队食堂烧饭，虽然早起晚睡，工作还算顺手。但事与愿反，好景不长，放开肚皮吃饱饭做到了，鼓足干劲搞生产没有实现。食堂这个典型的大锅饭，两年后已是无米下锅，只得倒闭关门。
食堂倒闭后，父亲回到生产队劳动，因他身体瘦弱力气小，干农活又不内行，生产队评底分，给父亲评了7.5分（全劳力是10分）。每天劳动，按底分记工分，父亲出工一天，计7.5分。父亲不会犁田，也不会插秧，只能是耙耙田，做做田岸。父亲瘦弱多病，又经常饿着肚皮，当耙田转角拎不动木耙时，锋利的耙齿常常割伤他的双脚。双脚受伤后，不能及时治疗，裂开口子让人看了心寒。我只能默默的流泪。幼小的心灵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再不让父亲吃那样的苦。
生产队年底分红，父亲得工分少，家里吃口粮的人多，成了现金找出户。找出的钱无法兑现，只得欠款挂帐。欠款年复一年，帐越挂越多，常遭受同生产队人的白眼，父亲总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说话底气就不足。我更像是蒙受莫大耻辱，心底萌发着一个念头：有朝一日，我要出人投地，让父亲在人前抬起头来大声说话。
1959年，中国、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破裂。苏联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建一切在华投资项目，并向我国政府逼讨债款。国内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极左路线影响；全国又连续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农村到处吃糠咽菜，缺衣少食，听说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父亲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全身浮肿，脸孔泛黄，腿脚酸痛。全国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还是时任中共中央常委，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得知患此病的原因是严重营养不良，人体缺少蛋白质所致。于是陈云同志向中央建议，从东北急调大豆。政府下发黄豆粉，作为营养食品，分发给浮肿病患者。可能是黄豆粉的营养作用，也可能是苍天怜悯父亲的子女尚未成年，让父亲逃过这一劫，浮肿病好了。
1962年，壬寅年十二月初四，小弟叶飞出世。小弟来到不堪重负的家庭，按母亲的话说：小弟是不该出生的孩子。好在小弟出生后不久，经受过3年自然灾害及左倾错误路线的国家，开始反思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的问题，接受饿死人的教训，推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农村政策，允许农民开荒地种杂粮。父亲携妻带子在考菩山、方前大溪开垦了两块荒地，种上麦子、番薯、南瓜、洋芋等杂粮。收获的杂粮，勉强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1963年7月，我小学毕业，因家里缺乏劳动力，就再没有去上学，参加生产队劳动，成了父亲的小帮手。
记得有一次，父亲为了多挣点工分，向大娘舅借了一辆手拉车，去桥头胡拉蛎灰。蛎灰由蛎壳烧成，施在冷水田里，可以促使水稻发育。桥头胡到仇家全是上坡路，父亲拉车力气小，我用尽力气推，手拉车还是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下午2时左右，车拉到离村庄还有2里多路的黄泥塘，要过一条小溪，溪面上以二块石板作桥面，宽度刚刚是一辆手拉车可通过，父亲由于乏力，眼睛又有病，手拉车拉得晃来晃去，车轮子没有对准桥面，人和车一下子翻到小溪里。父亲被压在手拉车下，更危险的是蛎灰碰到水，化学作用会引起燃烧，父亲命在旦夕。我被吓得连连呼喊救命，所幸堂姐夫就在附近劳动，听到喊声跑过来把父亲救起。父子俩花了一整天的力气，高工分没有赚到，还把大娘舅家的手拉车弄坏了。随着我岁数的增大，学会的农活越来越多，助手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父亲的压力才算一年一年的减轻。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队考虑我是父亲不能缺少的帮手，参军后会给家庭生活造成更大的困难，于是研究决定：在一般军属一年补助800至1000工分的情况下，给我家补助工分1500分。1500分是父亲200个劳动日才能挣到的工分。参军后，我的口粮又不在生产队，这1500分变成了净值，生产队年终决算，我家开始变成现金找进户。
后来，梅林公社食堂需要炊事员，公社领导考虑我家是军属，父亲又有烧饭做菜的手艺，就安排他到公社食堂烧饭。父亲感谢党和领导的关怀，尽心尽责地把饭菜做好。人家吃饭时，他总是站在饭桌旁征求意见，只要有人说他做的饭菜味道好，想多吃点，父亲就会把那一份留给自己吃的菜卖给人家，自己吃咸下饭，他在食堂人缘很好。公社开会时，食堂吃饭人多，母亲也到食堂帮忙，赚零钱贴补家用。这时，妹妹和弟弟都能上中学读书了，小弟弟更是有幸读完高中。小弟当时读得是“五七”高中，教育质量不行，国家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大学。
1971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沾了父亲在公社食堂烧饭的光，8月份，就被安排到苔芳棉花加工厂当保卫，开始按月拿薪水。妹妹结婚后，大弟跟着妹夫学漆匠，出师后也能赚钱了。到1975年，家里已是吃用有余，还建造了3间平房，添置了部份家具。
1978年初，正当我准备结婚之际，多灾多难的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开始以为是伤寒病，经乡村医生治疗不见好转。春节后，我从岔路供销社回家，看见父亲挺着大肚子，已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走路也十分困难了，病情万分危急。我与母亲商量后，立即把父亲送往县医院治疗。到县医院，医生摸了父亲的肝躯，诊断为肝癌晚期。并告知：现在已无法治疗，即使送到宁波等大医院，也是治不好了，只能是了了心愿。听了医生的话，我举棋不定。二娘舅在福利厂补缸甏，我去找他商量。我把医院的诊断结论告诉娘舅，他听说是得了不治之症，送宁波医院只能是还还心愿，很有可能会病死他乡，就建议：不要劳命丧财了，借一辆手拉车，把你父亲拉回家吧！听了舅舅的话，我借来手拉车，决定把父亲拉回家。那天我有一位在卫生所工作的战友，也在县医院。他得知消息，来看望我父亲。仔细地观察了父亲的病情，用手触摸肝躯，发现他的肝躯是一边硬，一边软，不像患肝癌症状。他请来院长，给父亲复诊，并谈了自己的疑点。院长用针刺父亲肝躯，发现针头带有粘连物，确诊为患了肝脓疡，并非不治之症。
我拉着手拉车回到医院，医生告知这一情况，并决定马上就给他做手术。手术做到一半突然停电，等待在手术室外的家人们，一个个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大约半个小时后，医院开始发电，手术继续进行。整个手术历时3个半小时，医生从父亲腹腔内拿出半痰盂污秽物。医生对我说：如果再迟2天手术，你父亲肝部崩裂就没法救了。父亲获得重生，但从此也落下半边瘫痪的病根，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路一拐一拐的。
1982年7月20日上午，我正在县供销社上班。10时左右村里人带来口信，说父亲昨夜突然生病，母亲让我赶快回家。我请过假，立即骑上自行车回家。路上想起妻子在回浦供销社开会，顺路叫妻子一道回家探望病中的父亲。车骑到回浦供销社，参加会议的同志正准备吃中饭。天下着雨，供销社的同事们，叫我一起吃了中饭再回家。我看看天空，乌云密布，马上雨会下得更大。下大雨，自行车在小路上更难骑，决定吃了中饭再走。想不到这场雨和这顿饭，让我失去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听邻居说：父亲咽气前，不断念叨我的名字。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村口张望，急盼我回家。而我因一场雨、一顿饭，没有让一生辛劳的父亲在永别时，见到在县城工作的长子。小弟远在新疆学木匠，更无法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当时我是肝肠寸断，懊悔万分，捶胸大哭，懊悔那一顿饭，埋怨那一场雨，让我失去了与苦命父亲告别的机会，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父亲走了，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出他的形象：一面是父亲身体瘦小，体力虚弱，又处在社会多变的年代，他要养活带大4个儿女，处处显得那么弱小无力。另一面父亲敢于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为人父应有的重担，以父亲对儿女们的慈爱，靠坚强的意志，把我们培养成人，塑造出父亲是家庭脊梁、是儿女们坚强靠山的高大形象。
父亲生前没有惊人的举动，但他有对子女爱怜的天性。每当他赚到一点钱，就要买一些鱼、肉，让孩子们享口福、补身体。每次买鱼、买肉、都会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埋怨父亲：“赚不来钞票，还买什么鱼、肉？要吃你自己吃个饱”。父亲总是苦笑着说：“我吃了身上不会多块肉，孩子们吃了才能长身体”。
记得有一年，父亲实在太累了，连走路都吃力。母亲听别人说：“三套筒”最补身体。所谓“三套筒”就是以梅林一带特产的鸡，杀后在腹腔内塞进猪筋肉，再在鸡身上套上猪肚，然后放在铁锅里红焖，焖熟后一个人吃了效果好。为了父亲的身体，为了让父亲承担起抚养4个尚未成年子女的担子，母亲豁出去了，她杀了正在下蛋的母鸡，花了准备给儿女们过年做新衣服用的钱，买来了猪肉、猪肚为父亲做“三套筒”。
当“三套筒”出锅，那滿屋的香味，那黄灿灿油嘟嘟的色泽，勾引着兄妹们的眼睛，大家心里都知道，让父亲一个人吃了好干活，但都忍不住那香、那色，眼睛直直的盯着“三套筒”，大口、大口的咽口水。面对此情此景，慈祥的父亲还能顾得自己补身体吗？还能一个人吃下这只“三套筒”吗？他把“三套筒”撕成数块，塞到我们兄妹嘴里。当母亲发现时，很想埋怨丈夫不懂她的苦心；子女们不懂世事。但当她看到丈夫和子女们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时，她只能是无奈的苦笑，满含着辛酸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亲一生没有赚过大钱，他每天为了这7.5分工分，仅仅2/3毛钱的价值，多少天是在忍饥挨饿，病痛折磨下出工的，有时连路也走不动了，他还是咬咬牙坚持着干活。
父亲一生没有给国家作过大的贡献，但他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妹4人养大，培养成人。当我长大了，国家需要我去当兵，父亲毫无怨言的让我走。让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去报效祖国，这就是父亲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啊！
父亲勤奋的一生，时刻关心儿女成长，好吃的总是让给我们吃，把苦和累埋在自己心间。用父爱、用一家之主的言行，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那是不能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
父亲一生没有享过儿孙们的福，但我相信父亲地下有知，当他看到儿孙们都在县城居住，生活过的一天比一天好，他一定能够挺起胸膛，抬头起头来，在人前大声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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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仇叶祥
□编辑：木子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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