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州十三行是皇帝的钱袋子，为什么最终消失了？
2011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了一部4集电视剧《帝国商行》。2012年，由葛青导演的剧情电影《帝国商行》上映。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所反映的都是曾经在清朝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指设立在广州口岸的13家洋货行，负责经营进出口贸易。它的出现，源于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朝初期，中国开设有4个通商口岸，分别是位于广州的粤海关、位于福州的闽海关、位于宁波的浙海关、位于上海的江海关。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满粤海关的各种陋规，前往浙江宁波进行贸易，惹得乾隆皇帝不高兴。乾隆皇帝干脆发布上谕，从1757年开始，撤掉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只保留广州的粤海关。
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
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后，所有的外国商人都必须来到广州开展贸易活动。为了方便贸易和管理，清廷规定，由官府指定若干家洋货行统一与外国商人开展进出口贸易，并对外国商人进行管理。
官府指定的洋货行数量并不固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其中，最负盛名，经营最久的洋货行有13家，分别是伍氏怡和行、卢氏广利行、潘氏同孚行、谢氏东兴行、梁氏天宝行、潘氏中和行、马氏顺泰行、潘氏仁和行、吴氏同顺行、易氏孚泰行、罗氏东昌行、容氏安昌行、严氏兴泰行。由此，他们被统称为广州十三行。
世界上什么生意最好做？两个字：“垄断。”显而易见，广州十三行凭借朝廷给予的特殊政策，形成了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如被称为“广州四大富豪”的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总资产超过了清朝一年的财税收入。光是伍秉鉴一家，家产就达到了2600万银元。名列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阵营。
广州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里有三层含义。
一是广州十三行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关税收入。
在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以前的1754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每年只有52万两银子。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后，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迅速增加，到1790年就第一次突破100万银子大关。1812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为135万两银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4年，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0万两银子。
在嘉庆、道光年间，全国24个税关总收入约为300多万两银子。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占到全国关税收入的近一半。
二是广州十三行充实了皇帝的钱袋子。
在广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中，有一部分要以备贡银和公用银的名义直接送到内务府，供皇室开支使用。备贡银的数额为5.5万两银子，公用银的数量为30万两银子，合计35.5万两银子，约占关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这些银子做什么用呢？“供应内廷差务要款，即如坤宁宫、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鸣钟讨领诸大端，较之外省军需尤为紧要。此外复有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万难一日延缓。”
精明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了保持特许经营权的稳定持续，经常向朝廷捐输报效，捐出大笔白花花的银子。1787年，清朝打响平定台湾林爽文之战，急需用钱。广州十三行商人捐出了30万两银子，作为军费。在那以后，只要遇到战争、灾荒、治河等大事，广州十三行商人慷慨大方地捐钱捐物，平均每年捐出10万两银子。
1841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在广州主持军事的靖逆将军奕山与英军签订《广州条约》，赔偿600万银元，让英军退出，相当于“赎回”了广州城。战后，广州十三行商人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赎城费，即200万银元。伍秉鉴出资最多，为110万银元。
三是广州十三行为皇帝提供了奇异的洋货。
在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各式各样精美的钟表，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外国，经过广州十三行运送到皇宫，成为皇帝的玩赏之物。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西洋钟表，多次下旨给粤海关的官员，要他们购买更加精美的西洋钟表：“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具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除了西洋钟表，广州十三行为皇宫提供了大量奇异洋货，如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等，甚至包括宠物，让包括皇帝在内的皇室成员率先与西方生活接轨。
广州十三行得益于一口通商政策。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轰隆炮声，打破了广州十三行商人的美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广州不再一家独大，在与上海的竞争中衰落了下来。
广州十三行失去了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难寻昔日辉煌，风光不再，逐渐消失。如今，我们只能通过黄埔古港、锦纶会馆、叶家花园、潘园等遗迹，来想象“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