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向古诗学习什么
请看这几句：
人生各有各欢喜啊，
我独好洁爱芬芳。
粉身碎骨也不变样啊，
谁能摧毁我的希望！
你觉得这是诗吗?既无形象，又无韵味，只是表决心而已。你能想象它是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诗的意译吗？原诗为：“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对比之下，高低立见。屈原的原诗，语言更精炼、更丰实，韵律性更强。这远非译诗可比，而这几句诗，却为《楚辞》研究大家萧兵先生所译。可见，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运用于诗歌写作，有着巨大的诗性差距。
当然，现代汉语，由于带有西方语言、语法的痕迹，而成为一种感性与理性泯化为一、外柔内刚的语言。新诗在现代汉语境中也可以生成，并葆有某种现代的诗意。但因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裂痕，也使它失去了诸多的古代文化精神。同为汉语，同为东方的表现性语言，弥补这种裂隙，承继古诗的优良传统，再造现代汉语的诗性，发展新诗，无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那么，现代新诗应向古诗学习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项：
其一，直觉思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两方的思维，是分析的
主客二元的；中国的思维是综合的，直觉的。直觉思维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思维，并且它更适合于诗歌，更带有诗性。试举一例，如陶渊明的诗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样的诗，几乎无法用词语来解读，它需要人们依据各自的经历、体验，用心灵去感悟。至于什么真意，只能是心领神会了。不像有些现代诗，一味的用理性思维，写菊花，就是菊花，完全是说明的、辩析的，毫无言外之意、韵外之味。
、 其二，重词法，轻语法。古代人写诗着力词语推敲，特别是名词的使用。同时，语法是拼接的，并置的，也没有外语的那么多的性、格和态，逻辑性不强，但更能拓展诗意的空间。例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几个名词的排列，也可以语序变化组合，如“茅店鸡声月，板桥人迹霜”，意思也不差什么。从人的角度看，写旅人早起匆匆上路的行迹。要是从月的角度观照，则另是一悉凄清、冷寂的意境。这也正切合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对人们公开的写作秘诀：“必须把形容词删减到最低程度；诗里装置名词越多越好”。这说明，发挥词法的优长，减少语法的羁绊，正是开掘现代汉语诗的诗性的方法之一。
其三，呈现性与含蓄性。中国古诗讲究“状难风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意象，不仅形、声、动俱现，而且涵养着浓郁的主观色彩。自然意象，也多为心灵意象，或生命意象。这样的意象，既有诗人的移情，又有自身的生命力。例如，王维的《登观鹊楼》：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是一个横绝天地的辉煌而又浑茫的画面，纵横开阔，极富立体感，但其潜在表达的却是登山临远、自强不息的博大的襟怀。
又如，杜甫的《春望》：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花溅泪”、“鸟惊心”，可以是诗人泪洒花间，心惊鸟雀，也可以是花自落泪、鸟自惊心。这种主客消弥与互换的词语用法，无疑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意象的张力。这远比那些客观是客观、生观是主观的现代诗作，更具有艺术魅力。
现代新诗，从五四至今，不足一百年。它所使用的现代汉语诗性，还未充分发挥和创造出来。承继中国古代诗歌的某些传统，加以现代的变通和改造，未必不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敬畏经典，尊重母语，打通古今汉语的隔阖，发掘和再造现代汉诗语言的诗性，不仅有利于诗歌的发展，也有助于现代汉语的纯洁与再生。诗与语言并进，必将构建起中国自成一体的现代文明！……
作者 || 苗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