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露：赋学研究的当代展望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早就有“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论断。创作者少，研究者自然也稀疏，甚而辞、赋、颂、骈文等混淆不清，界定模糊，因而也使得赋学研究出现很多混乱的现象。幸而这类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逐渐纠正，赋学研究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趋势，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著作。

赋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事实上，赋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赋体的方方面面，成果是世人瞩目的。首先是大批断代赋论的出现：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汉赋通义》，龚克昌《汉赋研究》，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万光志《汉赋通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也引起了学人对赋学的重视。另外，赋学研究的宏观通史也出现了，代表是马积高的《赋史》和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前书共分十二章，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对赋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学术纵览，将赋作为文学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学术思潮之间形成的交融与冲撞，系统地阐明了从先秦至近代赋的流变发展和它与其它文学样式的交互影响，从而取得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提出了“唐赋高峰论”的主张。而后者分八章，对辞赋进行总论之后，从“肇始化成期”“光大鼎盛期”“拓境凝情期”“蓄流演渡期”“仿汉新变期”“仿唐蜕化期”“形胜旨微期”等方面，展示了中国辞赋艺术自战国迄晚清历时两千余年之发展、流变的全过程。同时，赋的理论研究著作也纷纷出版：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他们都力图揭示中国赋论形成、发展、演变的学术历程，既能从宏观上总结概括中国赋论中关于赋的性质体类、渊源流变、创作原则、作法技巧、功用价值、赋家才性及赋篇品评、史料考述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表现形式与批评方法上的特色，在丰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成就，与诗论、

文论等文体论的关系与影响；又具体论述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赋论文著、赋论家或赋论现象，重点介绍了本世纪我国港台地区，以及日、韩、欧美的赋学研究成果。还值得一提的是，赋的总集、选集也纷纷出版。如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毕万忱等编著的四卷本《中国历代赋选》等，可以说也对赋学的整理、汇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总之，这些作品视野开阔、研究深入、理论扎实、考证严谨，标志着中国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全面发展的阶段。

研究中的突破与不足

由于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几乎涵盖了各个层面，主要涉及到的领域大致有几类：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赋作为中国文学较早的文体，发展成熟很早，源远流长，对于单篇赋的辨伪、校勘、编年已经是赋学的重头戏。如陆侃如的《宋玉赋考》、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王伟琴《宋玉作品考辨》、张强《贾谊赋考论四题》、毕庶春《鸿都门赋考论》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批考证敦煌赋和出土赋的文章。如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简涛《敦煌本<燕子赋>体制考辨》、石明秀《敦煌汉简所见汉赋考》、王惠《敦煌赋七篇校录》等论文，不仅基于扎实的功底对赋学作了基础性研究，而且对赋，特别是俗赋的价值的讨论也带来了赋学研究的新视野和立场。其次，赋学文献的整理还包含了赋家作品的考订汇集和赋总集、选本的编纂。从康熙年间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和光绪年间鸿宝斋主人辑《赋海大观》以来，编纂较为全面的赋篇一直受到赋学者的重视。虽然有唐以前赋文失察和唐以后赋文缺失的不足，但学者们孜孜矻矻，还是收获颇丰。如费振刚等《全汉赋》、张锡厚《敦煌赋汇》和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等。选集就更多了，如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王巍《历代咏物赋选》、朱安华《历代名赋选》等。总之，这类研究突破性强，成果丰硕，但似乎也遇到文献缺失的研究瓶颈而驻足不前。

（二）赋史和赋学批评的研究。基于对赋体发展的深入认识，学者们开始为这一文体梳理出清晰的脉络。除了断代赋史，还有赋的通史。首先是对汉赋的研究。赋作为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自然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龚克昌的《汉赋研究》意义重大。除此，姜书阁《汉赋通义》、万光治《汉赋通论》也影响巨大。当然，学者们对汉至隋唐赋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如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俞纪东《汉唐赋浅说》等。赋的批评也是赋学领域的成果多出地。对于赋的起源、体制、与其他文体之比较等的讨论颇丰。值得一提的是叶幼明的《赋学通论》和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但是，这些成果也不是没有缺憾。主要在于沿袭、介绍多而作者自己心得少。现代研究学者大多缺乏赋体创作的经验，对于赋的理论又多取自律赋，故而缺少对赋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有隔靴搔痒之憾。

（三）赋专题与赋体范围的研究。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毋庸置疑是赋学的重要板块。如许东海《庾信生平及其赋研究》、陈韵竹《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其中对于《洛神赋》《闲情赋》《登楼赋》等著名作品的研究、辩论更是成为热点。对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比较也常常为学者们关心。如马积高《略论赋与诗的关系》、万光志《古赋与文赋关系考》、易闻晓《汉代赋颂关系考论》等。由于交叉学科的引入，将赋基于大的学术背景下探讨也成为潮流，赋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更为密切，如毕庶春《试论大赋与邹衍及稷下学派：大赋艺术特色探源》、许结《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陈万成《孙绰<游天台山赋>与道教》、邓国光《汉魏六朝辞赋与纬学》等。赋学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阔，一方面当然是对赋学研究的开拓，也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这门古老的文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也是对赋基础和本质研究的某种悖离。

当代研究的展望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接受西方新的批评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来，赋学同样完成了学理意义上的转型。”这样的转型自然带来了赋学研究的新鲜血液和空气，也使得赋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更多研究价值，但是不得不说，赋学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多，具体来说，主要有：

（一）作为赋学的基础学科应该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司马相如写赋而编纂《凡将篇》可见一斑：赋是依赖在辞藻的堆垛、音韵的连贯、字义的接近之上而形成学问之文体。特别是汉大赋，极铺陈之能事，囊括宇宙万物。因此，赋所涉名词繁多，让人目不暇接，想要研究彻底，一定是基于文本，逐字逐句地疏通考证，方能深入赋家旨趣，了解赋家用心所在。近年来，一批学者正朝此方向钻研，如易闻晓的《马融<长笛赋>校释》《大赋铺陈用字考论》《赋用连绵字字本位语用考述》《辞赋连绵字语用考述》《赋亡：铺陈的丧失》等篇章都基于文本的字、语词、音韵等小学角度对赋学作重新阐释，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回归赋体的传统研究，从基础入手，不仅是今后赋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也应该是更贴近赋学真实面貌的有效途径。

（二）赋学研究领域的继续深挖和拓宽。如上所说，赋学其实包罗万象，总览宇宙，因此和其他学科、领域交叉颇广。赋学和建筑学、赋学和蒐猎、赋学和音乐、赋学和制度、赋学和绘画等等不足而一。以前的学者虽然也尽可能地探讨了其中联系，但不得不说空间还很大，还有研究的余地和价值。比如诗赋与科举都曾密切相关，然而诗歌领域成果卓著，赋学就还相对单薄。今后学者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到相当多的问题和意义。

（三）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和诗歌相比，赋的研究多于创作。研究学者如果能具备创作赋的经验，相较起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一定会多一分切实体验和直观感受。曾经以创作《海口赋》闻名国内的学者易闻晓就是这样一位广义型赋学研究专家。体验过创作的苦辛，认识到创作中如何解决“搜求铺陈”的关键，才能更好地体会古代赋家苦心孤诣的过程。这种“创作实践学”，也不失为体察古人创作的“诊断法”，在感悟中总结，比按图索骥更真实。当然，不是学者都需要去创作，只是才子型的学者也应该是一种研究赋学的方向和积极尝试。

总之，在新时代万千学人的努力下，赋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日益焕发出蓬勃魅力与光彩。盛世背景下，具有承载太平气象的赋体如何旧颜驻春，激发活力，不仅是老一辈研究学者的研究趋向，更是新一代学人的规划目标。站在传统文学复兴的当下，展望赋学的未来，更应该是一片繁花似锦。

《中华辞赋》创刊于2014年，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一本专门刊发当代诗赋类作品的国家级杂志。2020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华辞赋》出版单位变更为《诗刊》社，编委会主任李少君，社长王冰，总编辑石厉，副总编辑江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