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补记】谈谈“挑班”与“并牌”的关系
由于谈论马连良先生去香港之前的一些活动，引来一位网友“龑”参加讨论，认为文中杨荣环先生给马先生挎刀、挂二牌的表述不实，因为“杨先生亲口说过：他这辈子从未有为别人挎刀的历史！”“龑”还给作者“传授”了一个“小知识”：“挑班与并挂头牌从来就不是等于号。”既然挑班与并挂头牌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905年8月23日《顺天时报》
主演当班社老板的风潮兴起之后，有本事的角儿开始自己挑班当老板，于是便有了“梅老板”、“马老板”的称谓。同样是角儿，挑班与搭班差别很大。因为挑班的角儿必须扮相、个头、嗓音出众，真有玩意儿，还得有人缘、有人捧、能卖钱；唱大轴得压得住台；还需要有大戏、新戏，经常花样翻新，才能保证能卖座、有长座儿。要是翻来翻去那么几出老戏，角儿再好，也很难保持卖座不衰。而搭班的配角则无须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只是唱戏拿份子。
当然挑班与搭班的角儿在身份上也大有区别，搭班的角儿熬到挑班当老板，可以扬眉吐气；如果心急火燎挑班出台，没几天偃旗息鼓，再回去为他人做配，就会身价大跌，大为人看不起。正因为挑班做老板的地位和声誉高高在上，尽管挑班当老板面临巨大风险，40年代中后期出道的新人无不希望一步登天，以挑班挂头牌为目的。
1933年6月17日《平报》
班社老板挂头牌
挑班主演自然是头牌，除非约定“双头牌”的班社。有人说挑班主演属于“行政领导”，看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的戏班，哪一个班社的主演老板是行政领导？自己挑个班另外再请一位“头牌”来唱大轴？说这话的人没有搞清楚时代。在主演挑班之前是存在过一种班社老板，自己只是组织角儿，唱戏的角儿拿份儿，赚赔归老板。后来这种形式被主演做老板代替了。
头牌以下依次是二牌、三牌，没听说头牌以下还有“降”头牌或者“升”二牌的。演员的“牌”实际上只有在班社里挂名演出才有他所谓的“牌位”！挑不了班、也搭不着班的“角儿”，在家闲坐着，却宣称自己是“头牌”，骗鬼啊？连班都没有，哪儿有你这块头牌的位置啊？搭班也是一样，必须搭进某个班，才有你的“牌位”。同样的演员牌位高低取决于与头牌合作的密切程度和重要性。比如旦角挂头牌，那么一般来说与老生的对儿戏比较多，那就得老生来挂二牌；而一些名旦专演自己的本戏，小生地位更重要，那就要考虑小生来挂二牌；要是武生、花脸挑班，旦角的牌位就比较低。也就是说，搭别人的班，牌位不是搭班的人说了算，而是挑班主演说了算，这在京剧班社也算是约定俗成的惯例。除非谈好俩人同时做老板，赚赔俩人一起扛，那就是“双头牌”的班社，不然的话，搭别人的班，又说自己不是二牌，难道你是替别人去当老板吗？
1938年1月28日《庸报》
王又宸、张君秋并列，但张君秋在班社挂二牌
朱琴心挂特别牌，单列
挂并牌又是怎么回事呢？私人班社中为了保证班社合作关系的稳定，也表明对合作演员艺术和叫座能力的肯定，通常会在刊登广告（剧场外霓虹灯广告、戏单、报纸演出广告）时使用并列的格式，以示笼络。这表明头牌的谦让或者对配演的提携。但是这个“面子工程”并不改变合作者在班社中的实际地位，老板还是老板，二牌还是二牌。
也有一些艺术比较好，心气也比较高的演员，在加入班社之初就提出条件，要求“面子上好看一点”，这实际上就是指在悬牌上必须有所体现。谭富英与黄桂秋曾经谈好合作一期，结果头一天报纸广告未按黄提出的“必须并排”的要求，黄当即辞班不唱。这是另外一种情形，也跟合作者的资历有关。
判断是不是双头牌，就看演出的安排，如果是轮流“打铁”，则就是“双头牌”，如果最多只是唱“对儿戏”，不让大轴的，挂“并牌”，实际还是二牌。
1942年4月22日《新北京》
三个班社三种报纸广告模式
那么，能不能以报纸广告的形制来确定演员在班社中的实际牌位呢？报纸怎么排版格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说到底是一种人为的操作。早先的报纸广告并没有一定的规格，更不用说与班社规制一致了。慢慢地出于自身形象宣传的需要和对新闻传媒影响力认识的提升，报纸演出广告才越来越花样百出。但报纸广告的发展轨迹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来越彰显突出主演的地位。不管是“躺着”、“坐着”、“站着”，还是单独加一块牌子，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演员在班社中的地位和演出中的重要性决定的。这些报纸广告上的花样渐渐成为京剧班社内部挑班老板与主要配角之间的一种名利平衡手段，当然，有时候也取决于报纸可用的版面大小、老板花钱多少等因素（版面是要花钱买的）。
说起报纸上的排名，我的老师叶鸣兰先生有一句很经典的点评。记得当年上海某企业家主办一场老艺术家的演出，来杭州邀请洪云艳、叶鸣兰两位先生参加。谈到报纸广告如何排名的问题，叶老师说：我怎么着都行，实在不行我跪着也行。
1943年11月25日《新北京》
不知道二旦算不算挎刀？
关于以前京剧界之牌位之争，说到底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残酷的生存压力下产生并延续的。可以说，除了极少数塔尖级的人物，大多数演员都在为生存而绞尽脑汁、苦苦挣扎，争牌位也就是保护自己尽量不要落到配角的行列。实事求是地来谈论此事，争面子是一回事，实际地位是另一回事，现在的人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张君秋先生出道就挂二牌，到1942年业界、报界一致公认他为顶级二牌之后才自己挂头牌，但是他采纳了岳父赵砚奎的主张，谦和社初期虽然是张君秋做老板，但报纸广告演员没有主次之分，字体大小、排版式样完全一样。等到1947年底再次与马连良合作，与马先生挂并牌，但是还是马先生唱大轴，张先生并未觉得为马先生挎刀就掉价。能上能下，不计较地位，这是对自己实力的自信。所以张君秋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师，自有他的精神内涵，非泛泛可比。
【小记】
相信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大多是京剧爱好者，我想我们可以去喜欢、去追捧任何一位演员，但绝不可肆无忌惮，毫无底线可言。您宣传某个人也罢，宣传某个“派”也罢，追捧某角儿也罢，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原本美好的心愿，如果疯魔化了，那可就糟糕了。比如什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某某给别人挎刀?是没有么？
什么叫“偕”？这里就有带领，甚至提携的意思。
别说马连良了，就连当时名气逊色于马先生的李宗义挑班到外地演出，也是“约”杨荣环，什么是“约”？就是约一个给头牌挎刀的，还能约一个老板？报纸上说的很明白，是李宗义赴京，李老板头牌。
这张就更明显了吧？目前不是没有找到他给人家挂二牌的证据，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找，难道也害怕别人知道？
1946年《一四七画报》第1卷第1期第10页《谭富英同庆社：杨荣环退出记：要求每票拿加钱四十元！》：杨荣环之所以能进同庆社，是刘铁林一手保举，阎继春周旋成功的，杨荣环在谭家班的待遇是每戏分四千，脑门六千，共计一万大洋，可他听了别人挑唆，要求每票加四十元，也就是说，每场能卖一千人，他就是四万加钱，脑门的另算。谭家没有应允，于是分道扬镳了。若是商量好并挂头牌，待遇得谈好和谭先生一样吧？
这样的报道太多了，所以，在记述某位名家的艺术成就时，万望实事求是，不知道的可以查一查，为了美好的愿望凭空臆想可以理解，担当别人指出，或发现一些不同的说法的时候虚心一点，没人愿意非得让谁难看。但是，如果执迷不悟把自己对某位的崇拜走向疯魔，甚至妖魔化，就只能自取其辱了。再说了，文艺评论也不是没有约束的，捧谁也不能乱捧，若是太出格，到处去我们“某派”如何如何，干嘛呀？你引起了众人的反感，还是有人来管你的。国家信网办日前刚刚部署强调：“要求展开’清朗·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现象'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重点整治互联网盲目模仿……浮夸出格等各类低俗文化娱乐化炒作乱象……”还是收敛收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