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国祥：教师有“消极自由”的权力吗？| 头条

当一个校长决心改革，他即将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多数教师的不愿作为。或者，表面并不反对，但不主动、不用心，更不必说兴高采烈地去拥抱变革。

就保护自身权益而言，教师似乎有理由拒绝变革：如果细算起来，改革即将动的是他的奶酪，即将损害他的利益，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为什么非得配合校长的雄心壮志？

鉴于徒劳无益的学校教研、教师培训、教研课题大量存在的事实，教师有权不予配合的声音，要远远大过校长有权要求教师支持学校变革的声音。

而一部分新锐教师更从主体意识和个人权益入手，批评“被教改”的非法：即使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方法是对的，成果是可以预期的，“我”依然有权拒绝参与变革，包括参与共读、教研、课题……

然而，问题的本质，总是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值得深思的一个事实是，虽然存在浪费和流于形式的现象，但学校绝不会取消教研、共读、进修这些“无聊”的事务。那么，一定是这些事务本身存在无法磨灭的价值。它们的重要性，甚至在它们未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时候，也足以让人保持敬畏与期待。

促进教师发展，是学校的题中之义

不难看清，教科研本身证明了每所学校企图保持着向上伸展的姿态。人们相信，这种等待和守护里，可能会有超越眼前的珍贵事物出现，即使它只是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包括教育变革在内，以上试图促进学校和教师发展的举措，是一所学校的题中之义。不是校长有权力要求这么做，而是他的职责要求必须这么做！

或者换个说法，在一所学校里，德育处和教导处分别承担着教育、教学的管理、监控，他们确保这所学校按既定程序顺利运行下去。而教科室，则承担着反思、探索提升的可能性，以及提高教师职业水平的任务。作为一校之长，校长当然也负有敦促、帮助、要求教师提高自身水平的责任。

那么，当校长要求学校按其自身逻辑进行自我提升时，教师是否有权不予配合？

这其实就是一个“群己之分”：共读、教研、会议是私人行为还是隶属于群体的个体行为？它和教育、教学有着完全相反的性质吗？

作为个体，教师既承担着积极参与共同体事务的责任，又拥有防止自己被体制化而面目不清的需求。前者，是他和其他人“共在”；后者，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此在”。这二者本来应该泾渭分明，一个服饰和行为古怪的艺术家，也知道自己进教堂，参加女儿家长会时应该穿戴什么，怎么像普遍人那样说话。

一个人格健全的校长，同样有多重角色。在学校以外，他可能是乐队成员，是诗会成员，是棒球俱乐部成员，是某种活动的狂热爱好者，或者是极其保守的家庭主义者……所有这些，就是校长成为自己，抵抗自己被体制化的必要方式——它们不是被安排的，不是被外在规定的，而是被兴趣和信仰体认的。

这当中依然有规则，有程序，有要求，唯一不同的是，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认同的，这是我乐于接受的。因为我有选择权，在选择之前，这就是“我的私事”；选择之后，我必然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和其他人组成“群体”。

所以，进入一所学校，在签约（无论书面合同还是口头承诺）之际，其实就是认同了这所学校既定的方针主张，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权益。同样的，学校将对你的成长负有责任和义务。

拖垮学校的，往往是校长的“善良”

而不是教师们的私心杂念

进入学校这个共同体后，教师和校长一样，都有维护系统更新的使命与责任。权力与责任一体，他们同样都拥有着某种权力，但不是拒绝教科研的权力，而是他们能够影响教科研，使它往有效、美好的方向发展的权力。

就教研活动而言，教师没有随意不参加的权力，但他有批评教研活动低效、流于形式的权力。

就共读书籍而言，教师没有在活动中顾自玩手机的权力，但他有质疑书籍和讲解者所宣讲内容是否正确，以及传授、对话方式是否合理的权力。

任何进步都是逆风飞扬、逆熵进化的，一所学校，在没有施加足够力量迫使它朝某个方面前进之前，它会自动地、慢慢地堕落下去。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只是天真。即使老人们在平平淡淡的晚年岁月里，他们也每天用锻炼、街舞、交往、替儿女承担责任等方式，在努力延缓衰老与死亡的来临。

也就是说，校长可以是非常善良温厚的，但他必须同时是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影响学校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校长，一定无法抵抗来自教师个体的各种欲望冲击学校、冲击文化。

若校长太专制、过度自信，那么除了赞同以外的任何声音他将都听不到。这时候，学校就像是一场赌博，校长的道路对了，大家都有分红，校长的道路错了，大家一起遭殃。

若校长表现得太善良、太有爱，那么“妖魔鬼怪”最喜欢。这样的校长管得了君子，却管不了小人。如果说强硬专制的校长有一半概率能促进学校发展，那么善良软弱的校长绝无促进学校发展的可能性。

一个有良知有立场的教师，都会在学校文化的堕落过程中作出顽强的抵抗。可惜，在强硬专制的校长那里，他还能像一个英雄一样，和“邪恶”作旗帜鲜明的斗争，而在一个善良的校长那里，他甚至找不到真正的敌人是谁，自己应该反抗什么才能帮助学校重新奋发：只有足够冷静的人才能认清——拖垮学校，拖着学校往水里沉的，正是校长的“善良”，而不是教师们的私心杂念。

教师有“积极自由”的义务

没有“消极自由”的权力

一个教师有“自由堕落”的权力吗？没有！

因为职业道德和职业要求规定了不允许。这并不属于个体自由之事。这句话的主体是“一个教师”，讨论的是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讨论“私事”，而是讨论学校的本质，以及在一所守护本质的学校里，教师应当有的模样。至于要求教师继续进步是不是“恶法”，这属于另外的话题，只能在另外的层面讨论。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在立法没有改变之前，在我们没有宣称和共同体彻底决裂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教师的职业要求其终身学习、不断精进。

在学术界，把这称作“积极自由”。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庄周的比喻，那就是北冥的鲲必须化为而鹏，鹏必须翱翔于九天，辗转徙于南冥；也就是心向自由的人，必须抵达“磅礴万物而为一”的境界。用马斯洛的话说，就是人要超越低级需求，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

而一些教师在极力捍卫着的，则被称为“消极自由”，即“免于……的自由”：当他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他就是自由的；带着权力的干预，就是侵犯了他的自由。

“消极自由”同样是可贵的，但它不能滥用到一切地方，尤其一个人要弄明白：你是在收费，还是在付费？还有，究竟是谁在替你付费，为了什么？分清这两种自由是极其重要的，许多无谓的争执就是因为两种自由概念的混淆。

一位教师进班上课，这并不是一场可以随心所欲的表演：他讲授的内容是有规定性的，他讲授的时间，他解释的边界等，这一切都不应该是“消极自由”。也就是说，课堂教学只能是一个“积极自由”的场所，无法成为“消极自由”的堡垒。

当然，教师既然承担了某个事务，那么他在事务中就一定有相当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被随意剥夺的，他实施和捍卫这个权力本身就是自由的体现。比如他可以说，在课堂上，我有选择这样解释的权力，哪怕我错了，那也是事后的另一件事——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他的自由和权力是明显的，但边界更是绝对清晰的。即使是历史上的暴君们，也从来没拥有过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校长和教师，都没有消除教研、进修的自由，每一年越来越多的培训经费在提醒着他们有自我进步的义务。

校长有确保校本培训更高品质的义务，但他的这一确保，不可能只是命令教师不玩手机就能够达到的——当然，如果他连禁止教师们在进修过程中玩手机的勇气都没有，他就绝对没有办法保证校本培训的品质。

共读和培训，乃至日常的会议、教研平庸无力，徒耗时间，作为一个教师却从不提出质疑；教师在集体学习和会议中心不在焉、点卯了帐，作为一个领导居然安之若素、泰然自若：这二者，都意味着一所学校已经开始了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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