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中古时代的传说
《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在这里，《韩非子》提到了我们中国历史的三个分期，先后为“上古、中古、近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是这三个时代的大致区别。
上古伏羲时代，是一个游居时代，人们不耕不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中古有两个时期，先后为神农时代和虞夏时代。神农时代是过渡期，兼有伏羲时代和虞夏时代的影子，佗跟伏羲时代和虞夏时代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承上启下新旧相争的乱世。那时候有刑法出台，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刑法的出台，标志着社会的混乱程度令人堪忧，标志着治理天下的现象已经出现，就是说依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时代的开端并不在虞夏时代，而是在神农时代，只是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已。
耕种和商品交易现象也是于神农时代出现的。这说明当时的用度已然显现出有所不足的问题。按《韩非子》的话推测，这是人口过多造成的，这是迫不得已。
依靠“草木之实”来足其食，这种方式仅适用于游居，所以伏羲时代是游居时代，神农时代也是。虽然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农耕。
虞夏时代才是一个依靠耕种来生存的时代。依靠耕种来生活，人们就得专心守业，就得过定居的生活。所以虞夏时代是一个定居的时代。
整个虞夏时代，人们都非常简朴，那时候除了王者之外，再没有专职的统治者，君民无别。《韩非子》：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者)，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者)，非下也，权重也。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不慕贞信)诚易以服人，(得人者大)故仲尼反为臣。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以上这些都是《韩非子》之言，说的都是战国时的史实。不过这些情况亦与虞夏时代的情况相合。那些观点与《周易》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
经过神农时代的过渡，又经过以黄帝为代表的那些精英们的治理，一个新的时代这才定型。黄帝为后世留下的这些理念，就是《周易》所说的“乾道”。仁义也。是以《盗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
“元、亨、利、贞”之道贯穿整个虞夏时代和殷周时代，至春秋时期崩毁。由于指导思想没有变，大家一直都是以种地为主，所以若是想要知道虞夏时代的具体情况，去看一看《左传》，再结合《周易》，也就知道了。一脉相承也，没有多大变化。
对于“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以及“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轻辞天子(者)，非高也，势薄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争士橐(者)，非下也，权重也。”这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兑》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卦记载的是伏羲时代民众们的表现，谁说“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或许有人说时代不同，这个不能算。那么讲述虞夏时代各族群互助情况的《小畜》卦总可以吧。那时候的人们崇尚过往的那种互助精神，张罗着要施予对方东西，但暂时还没有给。虽声称肯定予以帮助，却动口不动手，光说不练假把式。这是虞夏时代当时的总体情况。
除了这些光耍嘴皮子的滑头外，肯于“易财”的并不在少数，佗们的目的各不相同。
有原本不想帮忙，但是觉得不出点力，在面子上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改变了最初的想法，积极地去帮助别人。这期间没有谁左右佗，佗的这种行为是自发的。佗只是做做样子，目的是给别人看，而不是真的要帮助谁。
有的是被人拉过去，硬让佗去帮助别人，于是佗就这样做了，并且还很出力，始终都未失其实。
也有让佗们帮人做一点儿事，佗们当中有人老不愿意了。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小损失，回去后指定得干仗的。
还有的是在佗们为难的时候，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好让你为佗出力。一旦度过难关，该享受和平的时候，就变样了，生怕你凭借自己的权势害佗。对于这种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享福的人而言，人们不认为佗们的这种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有什么不对。
那些仗义伸手，帮人过上好日子。在佗们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思想的仁义者也不少。《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总之呢，那时候能拿出东西的，佗就是好人。人们崇尚这些能够拿出东西给人的人。可是这些拿东西给人的家伙们佗们有主动的有被动的，虽说目的各不相同，但是都与“财多”，没有多大关系。仅仅突出“财多”，这个就不对了
《管子》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烧山林，坡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也。”
就是说，从黄帝开始，王者就不再参加生产劳动了，而是专司治理，从此这些王者才有了领导范儿。那时候只是缺少贤王，老大的位置绝对不会空着，那些人中龙凤，没有谁会不想成为王者，舜迫尧，禹迫舜，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唐尧之所以被任命为王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法定元首，并不是当时没有默认的王者，当时是共工氏称王天下，可是这个共工他不是人，又没有人能整得了他，由于没有人管这件事情，为此大家才会指定唐尧，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跟“轻辞天子(者)，非高也，势薄也。”不搭边。由于语言和现实是两回事，韩非虽然是这样说的，但他未必会真的这样人为。就像孔子说昭公知礼那样。
对于“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以及“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争士橐(者)，非下也，权重也。”这些观点，站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角度讲，都是正确的，笔者举双手赞成。不过在我们中国，并非只有“功名利禄”这一种理念，虞夏时代的流风遗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有《周易》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