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安 ||《东瀛漫记》
东瀛漫记
孙承安
福州，印尼，新加坡，安庆，上海……寻访郁达夫生前的足迹，考察郁达夫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发现和收集郁达夫研究史料，与海内外郁达夫研究专家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是郁达夫研究学会的传统活动。2018年4月10日，学会会员一行10人，开启了东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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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日本学习生活了整整10年。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毕业后被分发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9年7月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可以说，日本留学的经历对于郁达夫的思想轨迹是举足轻重的起点。
一下飞机，我们首先来到名古屋大学。这是一所看不到围墙的高等学府。穿过一大片临街的草坪，在一座校园主建筑旁，立有一块花岗石纪念碑。这是1998年6月第八高等学校创立90周年时，由该校校庆委员会主持新建的郁达夫文学碑。时任郁达夫研究学会会长蒋增福、郁达夫中学校长陈竹根、郁达夫先生之长孙郁峻峰，应邀参加了揭碑仪式。碑石正面镌刻着青年郁达夫像浮雕，“沉沦”二字赫然醒目；背面有碑文，概括介绍了郁达夫的生平。好在日本文字中有不少汉字，不懂日文的我，居然也可揣摩出十之八九。大意是：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中国浙江省富阳县人。幼少聪慧，学业优秀。1913年来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八高就读。1921年发表小说《沉沦》，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归国后活跃于文坛，是与鲁迅、郭沫若等齐名的大家，遗憾的是于1945年殉难。
伫立碑前，凝视良久，作为达夫先生的故乡人，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不能自已。
据相关资料介绍，名古屋大学创办于1871年，于1939年被命名为“名古屋帝国大学”，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国内七所帝国大学之一。二战后的1947年正式更名为“名古屋大学”。2004年4月，成立为国立大学法人名古屋大学。该校现拥有10个学部、15个研究科、3个研究所、2所全国共同利用共同研究基地、29处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从设立至今，名古屋大学一直处于日本国内一流学府的地位。 截至2014年，该校已诞生6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位沃尔夫奖得主，其中包括4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2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日本学术界成绩斐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而就是这样一所日本顶尖、世界一流、名人辈出的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唯独为中国的郁达夫建造文学碑，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名古屋大学素有“多样与包容，对年轻人的信任，以及心无芥蒂地促进青年人成长”的传统，这块郁达夫文学碑，不仅表达以校友郁达夫为荣的情感，更是对传统办学理念的无声诠释。由此，不禁对名古屋大学萌生钦佩之情，同时为郁达夫能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具有如此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声望而更加肃然起敬。
名古屋大学郁达夫文学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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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日第三天，我们驱车前往爱知县弥富市。这里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担风先生的家乡。
担风先生，服部担风（1867－1964），一生未践仕途，致力于汉诗的研究和指导，是当时日本《新爱知新闻》汉诗栏的评选负责人，也是多家著名诗社的主持人，同时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在日本汉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早在1996年4月，郁峻峰曾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一文，详细介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的交往情缘。郁达夫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学习的第二年（1916年）就开始在《新爱知新闻》汉诗栏发表诗作。在年轻的郁达夫心中，担风先生自然是位先辈高人了。当时担风先生50岁，郁达夫21岁。事有凑巧，郁达夫长兄郁曼陀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与担风先生同是随鸥吟诗社的会友。这一层特殊的关系，为郁达夫渴望拜见担风先生的愿望敞开了方便之门。1916年5月,郁达夫穿上八高的学生服装坐上了开往海西郡弥富村的火车，去拜访担风先生。担风先生从这位瘦弱的异国青年身上看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博采众长的古典文学知识；而郁达夫则从担风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以才量人的长者之风。这些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与孙荃夫人谈起这次初访时，不无感慨地说：“那时大哥（郁曼陀）已经回国，我在日本举目无亲，与担风先生的相识使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温暖。他好像是我的老师和兄长，处处给我信心和力量。”初访送别的一幕，最是感人肺腑。担风先生将郁达夫送出书斋，穿过围绕着庭院的走廊，一直送到了书院门口。当担风先生看见等候在门口的人力车时就敦促郁达夫上车就座。车起步了，但担风先生却没有留步，他拄着手杖随车而行，边走边谈，就这样一直把郁达夫送到了火车站。后来郁达夫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窘过。你们想，我高高坐在人力车上，往下看着先生说话，而先生却仰起头笑眯眯地朝着我交谈，虽然先生一点无所谓，可我却惶恐极了。”
在两人的忘年之交中，彼此时常有诗作赠和，如郁达夫曾作《访担风先生道上偶成》一首，诗云：
行尽西部更向东，云山遥望合还通。
过桥知入词人里，到处村童说担风。
服部担风次韵和诗，云：
弱冠钦君来海东，相逢最喜语言通。
落花水榭春之暮，话自家风及国风。
据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两位所编的《郁达夫年谱稿》（1958年12月刊行的油印本）1916年里记载：“由理科转文科。从尾张弥富的服部担风学诗”。这是出于郁达夫登门求教，愿为担风先生弟子而言。事实上，郁达夫在八高时的诗作已有一定造诣，担风先生对他的诗才十分赞赏，评选时极少改动，只是附加评语而已，字里行间又充满了赏识赞叹之情。
担风先生之于郁达夫，正如藤野先生之于鲁迅。担风先生的故乡人，一直没有忘却将近整整一个世纪前担风先生与郁达夫的特殊情感，并以此当作日中友好的见证和象征。这些年来，弥富市文化学会以及教育委员会与我们富阳的交往十分密切，文化交流互访频繁，郁达夫中学建校50周年、60周年时，弥富市两次组团来校致贺。2008年，弥富市郁达夫研究专家学者一行来到富阳，与郁达夫研究学会共同举办了“郁达夫与服部担风之友情恳谈会”。
10年过去了，听说我们这次到日本，当年参加恳谈会的弥富市郁达夫研究专家学者，尽管有的已白发苍苍，几近耄耋之年，但都早早迎候。其中有一位老先生，捧着一本当年在富阳的留念照片，特意翻开恳谈会合影，当他发现照片中有4位竟然能在日本再度相见（注：4人，分别为苏立军、孙承安、沈小惠、许哲军），真像久别重逢的故友，惊喜交集。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全程陪同我们参观了服部担风的多处纪念设施。
在移设于森津の藤公园的担风先生之书斋“蓝亭”，一间不大的小木屋，曾经是郁达夫第一次与担风先生见面的地方，我们缓缓进入，席地而坐，置身其间，眼前仿佛浮现出100年前郁达夫聆听前辈教诲的场景。
在五之三町的千代稲荷社，我们亲见担风先生的一位学生斥资建立的郁达夫汉诗碑，主碑高大，上刻郁达夫《访担风先生道上偶成》，字体为中文草书；辅碑稍小，上刻郁达夫简介，日文，大意即为“郁达夫，中国浙江省富阳县出身，八高、东大卒业，归国后活跃于文坛。此诗作于大正五年，题为《访担风先生道上偶成》。”
在鯏浦町孝忠园，我们凭吊了担风先生笔塚，并在服部墓地三鞠躬，向这位没有民族偏见、乐于提携后生的著名学者致敬。我们的虔诚之举，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日本友人，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告别时刻，握手相拥，相约再见；车轮缓缓驱动，彼此挥手致意，直至消失在视线内……
弥富市服部担风纪念处-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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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这是一所世界级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漫步校园，只见数百年树龄的银杏参天耸立，浅橙色建筑墙体已多处斑驳，默默诉说着它历经沧桑岁月的悠久历史。就在赤门一侧，一块“经济学部”的标识映入眼帘，这里就是郁达夫曾经就读5年的地方！也正是在这期间的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10月15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此时此刻，“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沉沦》末尾这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仿佛在我耳畔响起。这是郁达夫身处异邦，饱尝弱国子民受辱之苦时发自肺腑的心声。而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被东洋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今天我们特意从富阳来到这里，深情缅怀郁达夫这位故乡前贤，达夫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举杯，喝个酣畅淋漓，一醉方休。
郁达夫曾经求学的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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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实在是我们中国的近邻，相同的人种，一样的肤色；相似的纬度，气候、地理、植被都没有多少差异；就连服饰现如今也并无二致，偶尔看到穿着和服的身影，也大多是外来游客。因此，丝毫感觉不到异国风情。更因为我们行色匆匆，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极为短暂，所以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不过，凭所见所闻的感官直觉，还是留下了一些肤浅的印象。
日本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名人故居、历史遗存，无论规模大小，一概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众多的神社道场、古旧的民居风格，一以贯之地沿袭至今。如我们所到的清水寺，已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虽然经过了从幕府到现当代的改良，清代建筑痕迹更甚，但唐代建筑的精髓依稀可见，从传承的层面上讲，要比中国大陆做得好。
日本是不求豪华奢侈的。日本是汽车生产大国，而国民使用的自备车，基本是低配置车型。我们下榻的名古屋纳屋桥，是14层楼的新建宾馆，只是设置了两米左右宽度的一个小门面。没有气势恢弘的大厅，客房面积都比较小，卫生间显得尤为狭窄。没有大衣橱柜，装饰十分简单，材料也非常普通。智能马桶的冲水是循环使用的。虽然这些可能与岛国的资源有限有关，但观念还是主要的因素。
日本是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的。道路并不宽阔，高速路基本是双向四车道，却少有堵塞，靠的是人人遵守交通规则。导游小康，东北长春人，已在日本留学、打工多年，她向我们介绍说，司机连续驾车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一旦超时就得接受处罚。制作油炸食品的用油，有专用测试手段，发现超标，营业执照将面临吊销的可能。
日本的环境是十分洁净的。任何地方，包括室外，都是一尘不染的，穿了四天的皮鞋，还像刚擦过的一样铮亮。垃圾严格分类回收，矿泉水瓶的材质要比我们用的薄，稍稍用力挤压，瓶口缩进，体积小了许多。街上没有垃圾桶，产生的垃圾，必须随身带回宾馆。如厕用纸是溶于水的，所有卫生间没有一丝异味。室内一般都不允许吸烟，即便是室外，也少见规定的吸烟处，我们几个烟民，一下子还真难以适应。
日本公民的文明素养是普遍较高的。无论是宾馆、餐馆、商店的服务员，还是开车的司机，一个个训练有素，彬彬有礼。所有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呼小叫，无喧哗嘈杂之声。在自助餐厅用完餐，食客都会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将杯盘筷勺自行送达“返送口”。
凡此种种，似乎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好好借鉴的。
东瀛之旅已经结束，本该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判断。然而，我发现，我不能。说实话，撰文至此，我反倒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境。既为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感到可恨，又为日本不乏服部担风这样的友善人士而感到可亲；既为日本70多年来一直没有反省和清理对外侵略的历史而感到可怕，又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不长的时期内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感到可敬。事物的多面性，真让我等愚钝之辈不置可否也！
郁会一行在弥富市乡村
作者：孙承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