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11】 蒋增福：忠诚的反法西斯战士 ——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纪念抗日英烈郁达夫”专栏编者按】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自1985年在北京和富阳两地举行纪念郁达夫先生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以来，郁达夫烈士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在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里，我们特别推出了历年来郁氏后人及家乡人民的纪念文章，以资更好地体现“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断地去拥护、爱戴、崇仰”的理念。
忠诚的反法西斯战士
——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蒋增福
今年8月29日，是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50周年的纪念日。值此举国上下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难以忘怀“深受日本人敬爱”的，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终遭“日本宪兵杀害”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战士”。
（一）
郁达夫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呈急不可待之势，党中央希望在日本已达十年之久的郭沫若早日伺机回国，并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高级人士的斡旋，由南京当局致电陈仪转告郁达夫，要他亲自赴日劝说郭沫若。卢构桥战争爆发后的7月17日，郭沫若果然在好友郁达夫的劝说下并经多方帮助，巧妙地摆脱了日本警宪的监视回到了祖国。“八·一三”战士继起全面抗战开始，郁达夫匆促回到福建，投入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10日，他连续发表了《“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双十节感言》、《倭寇的穷伎》等政论、杂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战必胜：“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股荡平。”并指出：“文化人是识风浪的海鸥，我们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年10月，他与党内进步作家楼适夷、董秋芳、许钦文、杨骚等，组成了“福建文化界救亡协会”，并被公认推为懂事长，在成立大会兼以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他发表了激励军民抗战的演讲。并指出：“纪念先生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黑暗势力奋斗。……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割下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血祭。”他还在《救亡文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救亡是义务》、《予言的历史》、《日语播音的特点》等15篇文章，其中有一个星期，他每天撰写一篇，为抗日写作之勤，与创造社初期相仿。这年12月，日军攻陷了杭州、富阳，他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不愿做亡国奴，被迫绝食，饿死于家乡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国仇家恨，痛哭之余，疾书遥祭：“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身于更广泛的抗日洪流。
1983年3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决定在武汉成立专事宣传抗日的第三厅，应厅长郭沫若电邀，他于3月9日离开福州，转道浙南接眷同往武汉，这让他有幸受到周公的的亲切会见，结识了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同志。这时，文艺界的进步作家都已云集武汉，在党的领导下，3月27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当选常务理事，并兼任协会的研究部主任和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时老舍对成立大会有诗志贺，他即和诗一首，《因用老舍韵赋呈在座诸公》：
明月清风庚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由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攮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备如橡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字里行间，洋溢着慷慨赴难，同仇敌忾的激情。4月，他作为第三厅设计委员，与其他同志一起去徐州、山东、河南等前线，慰问抗将战士，并以亲身的感受，写了《平海泷海津浦的一带》、《我们只有一条路》等战地通讯、政论，唤起全民抗战，激励军民斗志。
5月19日，日军陷徐州，7月以后，进逼武汉并滥施轰炸，局势日见危急，三厅及文艺界人士分别转移，他在湖南汉寿避难的两个月中，写了《国与家》、《政治与军事》、《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等8篇充满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时评、杂感，寄往香港《星岛日报》发表。其中《政治与军事》一文，热情歌颂了浴血奋战的前线士兵和坚苦卓绝、支援抗战的老百姓。痛斥了抗战以来的军事之不能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当局“政治的不良”；“贪污、不公、虚浮、腐败到绝顶的一段，当从国民党分共以后算起，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时期。”并历数“中央的大吏”直至将领、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官纪不正，赏罚不明”，“真正想为国救民的忠良分子，大批都被摈而不用；当道的，负重任的，多半是一党一派的私人，或是出卖狗皮膏药的贩子”。最后指出：“木不自腐，虫何以生？依赖他人，亦非上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努力，只在于我们自己。”这些对比鲜明、笔锋犀利的政论，发表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乃至国民党中央诸公卿所震惊和嫉恨！
9月中旬，福建已临抗战前线，福建主席又电邀他回闽共商抗日策略。他展转南昌、江山，经闽西北而到福州。不久，他去闽南一带巡视后说：“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摩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若妇孺也在准备，准备在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福建的一隅，敌人决不能轻易来进犯……”他坚信：“中国的土地实在大不过，……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二）
郁达夫是忠诚的抗日战士。殊不料，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各大城市相继陷敌，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弃防，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论，形形色色的御用走狗，对郁达夫进行公然攻击和诽谤；且他又遇上了十分的不幸——正当外敌蹂躏，危机四伏，民族和阶级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紧急时刻，却爆发了他和王映霞之间的家庭纠纷。而有人则对他的家庭变故也进行不堪的讥讪，更使他非常愤慨。因此，当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电邀他去担任文艺编辑时，他依然决定出国，决心到南洋去作海外抗日宣传。1938年12月28日，他携眷登上英商的风庆轮，黯然离开了福州，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当船驶南界，离祖国越来越远时，他仍留下了最后忠诚愿望：“所可滤者，是敌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一般的悲观主义者的得势，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
郁达夫到新加坡的第二天——1938年12月29日，《星洲日报》即以大标题作了报导：“为努力宣传抗敌，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元旦过后，他应邀去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星槟日报》开张，途中听到汪精卫公开卖国投日的消息，便在车中吟诗一首，以满怀为人民仗义执言的豪情，谴责和回答了这个国民党投降派的大头目、大汉奸的无耻行经：
飞车高卧过垂虹，草驿灯昏似梦中。
许国敢辞千里役，忍寒还耐五更风。
神州旧恨遗得福，南奥新谣怨荆通。
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
这以后，他便开始了连续三年有余的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的战斗生活。
1992年春，应新加坡文艺协会邀请，我们“郁达夫研究学会”组团去作为十天的访问。新加坡的同仁们一度存在的对郁达夫的不公正评说感到痛心，为我国在1985年以后能对这位著名作家和烈士得以正名感到高兴。他们说，郁达夫在星岛三年多时间，造就了不少年轻的作家；日军南侵，他不但全身心投入抗战，还掩护、营救了许多革命志士、著名文化人以及当地老百姓；直至敌军的炮弹落到了星岛，他才最后撤离。所以，我们对他只有称颂和怀念，绝无对他褒贬争议的，更不存在什么“颓废”之说。
郁达夫一到新加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他前后一起负责主编过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同时编8种，最少十也有3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甚至没有助理编辑，即要亲自动手。仅1940年8月3日到10月5日兼任《星洲日报》社代主笔期间，他撰写的社论就有39篇，平均约隔日一篇（经他的侄女郁风编辑、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就收进40多万字）。当时的情况是，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形式复杂，英美苏关系微妙。特别是他在1941年八、九月间写15篇社论时，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到下笔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是到清晨了。而白天还要蝙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就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当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难怪这位真诚的抗日战士在新加坡永受怀念。
通过他在星岛的大声疾呼地抗日宣传，坚定了侨胞的信心。他还动员了大批华侨司机回国支前，又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支援抗日，所得全部给了国内“中华全国文协”的老舍。老舍回信并开有亲笔收据：“计前后收到星洲汇款三次……”鲁迅逝世三周年，他组织纪念会，发表演讲和纪念文章，发动募捐以援延安“鲁艺”。他身在海外，心系国内。与重庆、上海等地的文化界保持密切联系，广请矛盾、雪峰、适夷、广平、柯灵等作家，写介绍国内抗战的稿件，在他主编的副刊上转载并加评：“把南洋桥众的文化，和祖国文化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为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当抗战进入战略持久阶段，一批卖身投靠法西斯军阀门下的所谓日本文人学者，无耻地进行侵略有理的宣传广播，他针锋相对地写了《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等文章，给敌人的文化侵略以有力的揭露和驳斥。1941年1月，国内发生了痛心的“皖南事变”，由他领衔发表了34人联名的《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强烈抗议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最后号召：“海内外全体同胞，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妥协投降，加紧努力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成立了由他担任主席的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创办战时工作干训班，他亲授日本问题的课目。两期学员结束后编成4个工作队，他又亲自任大队长，为准备抗战到底积蓄力量；日军进攻新加坡，这些人都成为人民武装部成员。在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中，他担任执行委员，并兼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然而，正当他繁重紧张一如战斗的生活中，不幸和惨痛的事却一个个向他袭来，家庭纠纷始终裂痕难弥到导致争吵出走，至发表称为“绝唱”的《毁家诗纪》；他的“实系兄又兼父职”的郁华，因维护中国司法的尊严在上海遭日伪暗杀。他欲哭无泪，又无法亲往祭奠，就撰一联寄挽，向父兄表示了誓将追随先行，以身许国的决心：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丧雨夜，好恁血债索辽东。
（三）
郁达夫的牺牲是悲壮惨苦的。1942年2月4日，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他与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王纪元、汪金丁等抗委会成员，一同乘小电船偷突重围，撤出星岛。四年前我们出访新加坡时，与郁达夫共过患难的，如今已满头银鬓的国宝级书法家泮受先生，因与我同台讲演，并坐一起，并一再向我述说了当年与洪永安商量后让小电船给郁达夫等渡海的详细经过。应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对新方表示不欢迎这批文化人回国，他们就只能渡海到对面何属印尼苏门答腊另某出路。不料登岸不久，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荷兰驻印尼总督也宣布向日军投降。一切出路都已绝望。他们只得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深入苏门答腊内陆，作长期隐蔽的打算。
这年六月，他在日军占领下的巴爷公务定居，蓄须，化名赵廉（外号赵胡子），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秘密工作和维持流亡生活。一次，他为了帮助当地人因语言不通免遭劫难，被日军发现他精通日语，强迫他到武吉丁宜的日军宪兵部充当翻译。他推辞说：“自幼随父到日本经商，目前在印尼还有事业和财产，不能抛了生意来当翻译。”日宪说这是军令，必须服从。他只得暂时答应帮助，申明不受薪金。
期间，他忍受了日宪的一切粗暴和折磨，小心翼翼地在敌心脏里隐蔽。他是一个最爱喝酒的人，但在这里却点滴不沾。他始终装成商人，说只会做生意，不懂政治，表明他所来往的人和酒厂的人都是些生意人和伙计，从而保护了抗日秘密组织免于暴露。
在充当翻译的时日里，他帮助和营救了许多善良的当地印尼和侨胞，使他们从法西斯屠刀下死里逃生。当地人和侨胞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但都觉得“赵胡子”确是个讲道德的好心人，遇到日宪捕风捉影，或者利用民间自相冲突和加害时就唯有找他设法避灾消难。一次，棉兰有个大桥领的坏蛋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汉奸来武吉丁宜缉拿陈嘉庚及其党羽。这批汉奸不会日语，他在翻译时故意添上了日宪不高兴的话，让宪兵部将这批家伙痛骂一顿。在遣送回去时郁达夫又教训他们：“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我们在新加坡访问时，和郁达夫一起逃往印尼的资深报人包思井老先生与我们一道作《郁达夫的南来和失踪》的演讲时讲到，当时他们有20多人同往巴爷公务，“日军登陆苏岛后郁达夫多次帮助当地居民逃过劫数，精通日文的郁达夫，为当地居民的居处上以日文写道，'此处为良民，请多加照顾。’当日军看到这样的字体，商议一番后，马上在墙上写上几个日文。达夫翻译给居民听，原来日军写的是'我们的士兵已经查过，证明这里是安全区！’”
郁达夫在这几个月里，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和野蛮残暴、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使他看到了这批野兽的虚弱、无能和腐败。他常以处理酒厂事物为名请假回巴爷公务，有一次日宪也去酒厂，垂涎欲滴，他相送了几瓶烈性酒，宪兵们感激得又道谢又行礼。事后他向朋友们说：“这群家伙看样子都是那么张牙舞爪，可是你给他们一点小便宜，他们就会对你五体投地，什么也不懂，这么大的苏门答腊，靠刺刀管得了吗？”他从心底里鄙视和憎恨这些野兽，坚信侵略者们的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1943年二、三月间，他终于买通了日本军医给他证明患有肺病，才使他获准辞职，挣脱宪兵部这个魔窟。
1944年初，一个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况的福建籍华侨汉奸洪培根，调到了武吉丁宜宪兵部，告密说赵廉就是抗日作加郁达夫的化名，是盟军的间谍。日宪成立了赵廉专案，并收集到他许多著作，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证实了赵廉的真实身份，但只是秘密监视，狡猾地留待放长线钓大鱼而没有立即逮捕他，这时，朋友们劝他赶快逃到别处去躲避，但他说：“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特别是胡愈之和沈兹九必须首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的太大。”他“自知已朝不保夕，结果必然会被杀”但仍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承担一切风险。只是从被告发之后，他就写了遗嘱：“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日军投降的喜讯像暴风雨般席卷整个苏岛时，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倍尝艰辛已达三年之久的郁达夫，终于盼到了胜利，他立即与难友们一起欢聚一起，讨论着如何接管当地的日伪报纸，如何欢迎孟军登陆。万万没有想到敌人困兽心不死，大量毁灭罪责的同时，对郁达夫也下毒手了。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半个月，8月29日晚，日宪密派一名陌生青年找他外出谈事，引入僻巷，然后将他劫持上车，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50虚岁。
他殉难后一年，1946年8月24日，胡愈之以流亡同行的难友和流亡文化界领导人的负责精神，发表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报告书，向全国人民、向广大的文艺界忠实地报告了郁在整个流亡时期直至牺牲的前后经过，并称颂“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史诗。”为了抗日的胜利，他历尽了“不惜自我卑贱、以身伺虎”的迂回曲折道路，但他却被黎明前的一瞬黑暗吞噬了。解放前后，郭沫若多次撰文纪念这位好友，称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为“文坛的三绝”。郭老还说：“他（达夫）热爱祖国，……不屈不挠地在从事着进步的工作，并把自己的感伤凝结成为诗词文章，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可惜得很，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学识、有良心的作家却被日本宪兵暗害了。这不会激发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吗？日寇能毁灭达夫的身体，断不能毁灭达夫的精神。达夫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四）
正气永存天地间，人民终古仰英灵。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为烈士。然而，我们的国家正像她所走过的政治历程一样，文坛上也长期受“左”的影响，对郁达夫这样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作家和烈士，一度连公正评说也谈不上，直到1985年8月，在首都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的座谈会上，终算给他正了名：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引自198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郁达夫在天有灵，想必会含笑九泉的。
紧接北京的纪念会之后，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也召开了“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老一辈著名文学家楼适夷、黄源、唐弢、许杰、范用、汪静之、徐开垒、杨纤如、王西彦、柯灵等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远千里，、不顾旅途劳累赶来赴会；日本、新加坡的一些郁达夫研究专家也应邀出席。胡愈之、夏衍、汪金丁、钱照昌、钟敬文等则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纪念文章。
在十年前的富阳会议上，郁达夫之死真相的“谜”底被揭开，也是与会者所共同关注的。
郁达夫被害真相，长期以来成为一大悬案，也是国际文学界关注的一起公案。当年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提出郁达夫最后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结论，是由抗日胜利后印尼的联军当局依据日本战犯的供词证实的，但没有提杀害的细节，证据尚不确凿。七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他们依据大量文献，认为他是一位与日本关系很深的，并且深受日本人敬爱的中国作家，不可能是日本人所杀害。他们认为有必要从日本人方面弄清楚这桩悬案。结果是“意外地并且非常遗憾地发现赵廉（即郁达夫）的确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了。”在进行大量调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许多日本学者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铃木正夫先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1985年秋富阳会议前夕，在事先与日本学者多次交流的基础上，经日本专家的要求，邀请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等参加会议。正是他，在1985年9月17日的大会上，亦即第一次在中国的讲坛上向全世界宣布：“只有将真相发表出来，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铃木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时他调查、收集、研究郁达夫生平著作的资料工作已达二十年之久，曾奔走两国之间，又亲往新加坡、印尼作实地调查研究，他积累长期的探索，终于发现了现在还活着的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元凶、巴爷公务宪兵队的一个班长。在那次赴会前，铃木亲自找到了这个凶手，劝说他交代了绑架与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在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失踪”的当晚，在巴爷公务荒郊，不是用凶器，而是用一双日本宪兵的手掐死了这位中国作家。
这个宣布的意义，不但使郁达夫被害的日子由含糊的“失踪”加上了定语；由习惯的9月17日提前了半个月以上，而且，日本学者从怀疑、否定，希图通过长期大量的调查去证明不是日本人所杀，到最后“意外地并且非常遗憾地”公布了“确是日本宪兵所杀害。”
铃木讲话后，新闻记者蜂拥而至。消息飘洋过海，播喻世界。
与会者对烈士的惨死悲愤交加。楼适夷引用鲁迅的话“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后说：“达夫的一生，显示着中日两国人民从流血到结成友谊的惨痛教训。我们两国人民只有深刻地记住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中国也是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恶，给侵略战争以彻底的否定，使悲剧不再重演，才能使今天结成的友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远巩固下去，发展下去。”
这也是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当然，日本学者这种正直坦率的求实精神，对中国广大郁达夫研究者，赞赏之余还值得借鉴。这本身既是共同地跟日本军国主义者划清了界线，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中日文化、友谊的交流。
根据与会者的提议，那次会后不久，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成立了面向国内外的郁达夫研究学会，特邀楼适夷老出任名誉会长，李一氓、夏衍、黄源、郁风、汪静之担任顾问。这些年来，学会对推动郁达夫的研究、以及郁达夫研究著作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在他的故乡鹳山，郁氏双烈亭、曼陀血衣冢，以及郁母殉难地“松筠别墅”，已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保单位；郁达夫的故居也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郁达夫全身铜像矗立在市中心的郁达夫中学的校园内。
我以为，这些都是可以告慰忠魂的。
今年4月，我应邀出席在杭州召开的《江南与日本》国际研讨会，并宣读了题为《郁达夫与日本文化及其它》的论文，最后部分我是这样说的：
“ 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由日本军（官）方下令活活掐死了郁达夫，是否为蓄意谋杀？正如稻叶昭二先生所说，达夫做过宪兵队的翻译，联军审问日军的时候，肯定要让他当证人的。因为他知道宪兵队里许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宪兵队决不能让他活下去……
既然是蓄意谋杀，要不要深刻反省，作忏悔表示？对此，连那位杀害郁达夫的凶手，也不得不'悄悄地跑到’注重此调查的铃木那里，'低着头’对他说：'我遵照上峰长官的命令，干了一件荒唐事’，说完，紧闭上嘴，不再作声了。
我所说的'表示’，是要求日方承认谋杀，在'不忘记过去、展望未来’的前提下，中日人民共同吸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古建议由日方主动出面，在郁达夫的日本留学地、在郁达夫的殉难地及在郁达夫的故乡，建造告慰灵碑之类的纪念物。
借此机会，我作为郁达夫研究学会会长，再次呼吁：郁达夫是被日军谋杀的，日本应对这位与日本人民、尤其是文士有深厚友谊的郁达夫被害，有忏悔的具体表示，同时希望日本的文教界、新闻界，以及一切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朋友，为此而呼吁，为此而出力。”
会上，日本的学者多次向我表示说应该，并作出了中肯、积极的反映。但愿他们的承诺能变为现实。这也算是我对这位故乡先贤殉难50周年纪念的表示。
1995年6月
蒋增福 男，1934年10月生，浙江省富阳人。1951年于中共浙江临安地委干校入伍，后在富阳县文教科(局)和县委党校工作。期间做过两年《富阳县志》编辑，在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工作三年(任队委副书记)。1985年富阳首次文代会上当选文联主席，连任两届达八年;1994年4月后为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巡视员至1995年退休。现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富阳市《三国演义》学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
早期曾向《农民大众》等报刊投稿，写过剧评在省级报刊发表。60年代开始写些乡邦文史方面的文章，在广播局任职时采写并编撰《富阳风貌》三集;在政协时撰写和主持编辑《富阳文史资料》数辑。在文联任职期间，为本市文艺的繁荣竭尽呼吁、身体力行;不断创导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活动，参于创办《富春江》文学刊物和《郁达夫研究通讯》，参予发起编写大型报告文学集《一百个富阳人》四卷，支持和筹划公开出版专著七部。工作之余，从事笔耕，发表各类作品近百万字。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专集《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等;为主编撰或参预编著的公开出版物有《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郁达夫纵论》、《走近郁达夫》、《富阳游》，以及电视剧《最后一个富佬儿》等。并应邀赴新加坡、日本侨郁达夫研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