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听惯了刻意歪曲的宣传，问店主：延安有共产党大官的产业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让这个昔日的六朝古都、繁华金陵变成了人间地狱！南京的惨案震惊了整个世界。也打破了国民政府某些人对日和谈的幻想，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日军本打算通过对南京屠城来恫吓中国人，瓦解国人抗战意志和决心，不料全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日军的兽行吓倒。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抗日热情，举国空前团结，共赴国难。
陈嘉庚回国初衷
这件事同样也激起了远在南洋各国华侨极大愤慨，虽然他们身在异邦，但他们也心怀祖国安危。他们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难民总会），而著名的爱国商人陈嘉庚被推选为该会的主席。
“难民总会”一边向世界揭露日军的残暴，以获得南洋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支持，一边号召更多的华侨和爱国人士、团体为祖国抗日捐款捐物。仅在1939年一年，“难民总会”就向中国汇款4亿多元，从全面抗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4年多的时间里一共捐款15亿元，这些款项都直接汇给了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
1940年3月，为声援祖国，也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日之决心，陈嘉庚个人及“难民总会”组成“慰劳考察团”。决定回国进行慰问与考察。
回国前陈嘉庚先生对考察团的成员说：“国难当头，我辈同仁尽量不要扰民。不给祖国增加负担。衣食舟车，一切从简”。所有的考察团成员深表理解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陈嘉庚的重庆之行
他们的第一站是就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1940年3月26日，当南阳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回国慰问团一共五十多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后，受到了当地200多个团体上千人的热烈欢迎。
当他们走下飞机看到如此盛况，心里很受感动，觉得这一趟来的很值，也看到了国民抗日之决心，可是随后将近两个月的行程却让这次考察与慰问变了味儿！慰问团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了当时重庆最豪华的饭店“嘉陵宾馆”。
这里设施之高雅，物品之齐备比起没有被战火波及的国家来也毫不逊色。陈嘉庚无意中得知，这竟是蒋介石的连襟，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私产。
后来当面问及孔祥熙此事是否属实，孔祥熙竟大方承认，丝毫没有愧疚之色。陈嘉庚在他当晚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当时错愕的心情。但这仅仅是个开头，接下来的情况更让他瞠目结舌。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可谓天天在“忙”，每一天都被不同的政府部门或重要将领、政府官员以不同的名目邀请去赴宴，每天莺歌燕舞，杯觥交错。一天要赶两场，迎来送往，让这位已66岁的老人疲于奔命，大呼“吃不消”，发出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感慨。
如果不是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重庆上空，陈嘉庚几乎认为祖国正处于和平年代呢！看到他们每日的铺张陈设，陈嘉庚心痛如刀绞，因为他们的每一笔捐款中的每一分钱都是那些千千万万个华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谁知他们的捐款到了这里，没有变成杀敌的子弹，没有变成战士们身上御寒的棉衣，却以这种方式消耗掉了。这怎能让他不痛心！忍无可忍的陈嘉庚先生连着三日在中央日报上刊登“罢宴”公告，在公告中他说：“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事后陈嘉庚才知道，为了迎接他的到来，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一定要让他“满意”。按照蒋的指示，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在抗战如此吃紧的情况下，列支接待他“专款”，仅设招待宴会一项就8万块钱。
而这8万块钱能一个满员的军级作战单位（约一万多人）每人都穿上一件新棉衣。
难道国民政府已经如此“富有”了吗？可他在街头巷尾却常常见到普通百姓面有饥色，衣衫褴褛，甚至有的人为了吃一口饱饭，卖儿鬻女。
而且他还听说政府对四川农民所征的税赋竟然已经征到了民国70年，也就是公元1981年；所遇到的每个国民政府的大员言必称抗日到底，可行动却萎靡不振，不禁大感荒唐。
有的人每日里醉生梦死；有的盗卖军火，借抗日之便利走私紧俏物资，埋头发着国难财，这一切都令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每逢他把心中的这些疑问向有关人士询问，对方却顾左右而言，含糊其辞。
这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在重庆他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陈嘉庚觉得对不起那些信任他的南洋华侨同胞。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陈嘉庚才把目光看向了远在西北边陲的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5月底他婉言谢绝了国民政府对他的“善意”劝告，要去看一看共产党在干些什么，于是一路风尘来到了陕西延安。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到了延安以后，他受到了与重庆同样热烈的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与中共高层全部出面接待了慰问团，他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失望的感觉，认为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会一样虚于形式。
首先来到下榻的地方，是一孔看起来还算齐整的窑洞，至少窗户上糊着较新的麻纸。窑内还算干净。没有再被安排住豪华宾馆，陈嘉庚的心才有些放下来，至少面子上的节俭还是做到了。
毛主席用自己亲手种的菜，为他们一行人设了“招待宴”。就在毛主席住的院子里，一张小破桌子上面看起来盘子碟子也不少，满当当摆了一桌子，走近一看，白菜、豆角、土豆......清一色的蔬菜。
但是看起来，这好像是共产党能拿得出手最好的饭菜了，最奢侈的是宴后每人一小碗鸡汤。清得几乎连肉丝也捞不出几条，但所有的人都喝得很香。席间，毛主席多次为陈嘉庚夹菜，让他尝尝陕北的风味。
两个月来，陈嘉庚第一次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饭。毛主席告诉他，早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展开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积极自救。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人士都行动起来，种田的种田，纺线的纺线，人人都有事情做。
这下子让陈嘉庚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饭后，毛主席亲自陪着他走到田野去看，一派繁忙耕作的景象，毛主席把朱德的菜园还有别的领导的自种田都指给他看。走到毛主席自己的田里，种得最多的就是红辣子。
毛主席不好意思地说：“我最爱吃辣椒，最近又开出一块地，准备种一点西红杮”。当天晚上躺在窑洞中的陈嘉庚又睡不着了，他在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么和蒋介石告诉他的不一样呢！
当时国内外新闻界听惯了蒋介石对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部队的刻意歪曲的宣传，来到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陈嘉庚觉得感到好奇和神秘，他决心要在延安多走走、多看看，他一共呆了7天，看得十分仔细，特别是关于经商方面。
他在想，共产党的领导会不会在延安也有自己的产业呢？延安城外有一条大约百米长的小街，当地老百姓叫做新市，这是延安唯一的商业街，陈嘉庚就和人过去看，这里倒还兴旺，经营的种类也还齐全，想不到还有一家照相馆，在这里就显得有些洋气了。
陈嘉庚试控性问一个店主：“这里有没有共产党大官的产业”。店主很意外地看着他，表示不理解，他说：“共产党里没有什么大官啊！看起来都很普通。别说有产业，共产党有些领导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呢”！
陈嘉庚还是不死心，偷偷向一个从南洋归国来到延安的女学生，这里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经营的店铺，女学生肯定地回答没有，这里所有的店铺都是老百姓自主经营的。
陈嘉庚想起毛主席曾对他说的话，有一次他问毛主席，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回答：“领导和老百姓穿得没有分别，大家都一样。没有贪污腐败，没有人发国难财”。
陈嘉庚亲眼看到了延安居民的生活，虽然没有人大富大贵，但是街上也没有乞讨者。大家好像都一样，能快快乐乐地生活。也没有领导与百姓的区分。他亲眼看到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和一群勤务兵坐在一起端着粗瓷碗大口大口吃饭，碗里和老百姓碗里一样都是粗粮。
有一次他与毛主席坐在院子里闲聊，很多当地老百姓都跑到院子里来看他这个下过南洋的大老板，满满围了几圈，连板凳都不够坐了，一个勤务兵就干脆往毛主席所坐的板凳上挤，毛主席也就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一挪，两个人的动作非常自然，看起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根本没影响到和陈嘉庚聊天。
但对陈嘉庚来说不啻于脑子中有一堵墙崩塌了，他想到在重庆看到的一切，就连一个小小的政府办事员架子都大得不得了。这强烈的对比不由他不感慨地说：“毛主席所说的理想社会，现在的延安不就是么”！
陈嘉庚这才明白，当他刚落地延安时，让他住窑洞，吃全菜宴真的不是专门做给他看，而是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真实生活。
中国的希望不在重庆，而在延安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得出这样的一结论：中国的希望不在重庆，而在延安。回到南洋以后，就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请求，发动商人捐了一大批药材和医用器械，辗转运到了延安。
陈嘉庚先生的预言没有错，仅仅九年后，这个当初看起来土里土里的政党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把全中国带上一个崭新的道路。他还受邀参加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极目向南眺望时，那个昔日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已经寄身在台湾一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