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土山二号墓“入十”凭什么？封泥告诉你
徐报融媒记者 张瑾
4月13日，徐州土山二号墓成功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考古人来说，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从中获得的历史信息。土山二号墓之所以能“入十”，在封土中出土的4500余枚封泥可谓是最大亮点。
封泥即盖有印文的干燥泥团，为缄封公文书信之用，使用年代在战国至汉魏。公元3世纪到4世纪，随着造纸技术的改革和推广，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牍，封泥才不再流行。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吕健博士介绍，全国已发掘考古的汉代封泥，据目前已知的统计，共6000多枚，徐州就占了六七成，封泥上的文字对于研究汉代封国的职官制度、国家军事与治理、疆域变迁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封泥 徐州曾开国际研讨会
土山汉墓在历史上有范增墓、亚父冢之称，1969年被发现后证实为东汉王级墓葬，其后又于1977年、2002年发现两座墓，其中作为主墓的二号墓封土高达18米，1977年有人在封土中捡得“彭城右尉”封泥，1982年徐州博物馆在土山封土内清理出封泥22方，至今在土山汉墓共发掘清理封泥4500方，涵盖西汉楚国职官、辖县等丰富内容，现均藏于徐州博物馆。
关于封泥的研究，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早在1994年即在《文物》发表《徐州土山出土封泥考略》。他介绍，徐州出土的汉代封泥，除了土山汉墓之外，在徐州还有狮子山楚王墓墓室内出土封泥80多枚，北洞山楚王墓、东店子和土山寺汉墓也出土了封泥，这些封泥可分为官印、私印和无字封三类，印文端稳方正，笔画匀整，给人朴实无华之感。
历经43年考古，倾注徐州老中青三代考古人心血的土山二号墓项目中，80后吕健代表了年轻一代。自2005年进入徐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2岁的吕健即在考古一线躬耕。2012年，吕健在读博期间开始了对土山汉墓封泥这一“小众”领域的研究。
2019年7月，由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汉代玺印封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大陆的多家高校与考古文博机构的近70名专家学者围绕印章、封泥的考古新发现与认识，古代官制、古文字、政区地理及其他相关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交流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了研究徐州汉代玺印封泥的格局和视野。
盘点封泥 解读上面的汉代密码
吕健在博物馆参与了土山封土的发掘，在不断发现封泥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封土夯筑过程中的夯窝遗迹。封泥和泥土在堆筑封土时一起被夯实，所以有很多封泥当年就被夯变了形或是碎裂，给文字的辨识造成了很大困难。
为了解读封泥上携载的汉代密码，吕健参考了大量西汉诸侯国职官制度的相关文献、其他地方的封泥考古发现以及国内一些封泥研究专家的研讨，迄今已发表了多篇重量级论文，增进了考古界对土山汉墓的关注与重视。
“楚太史印”“楚大行印”“左市”“少内”等等都是官印封泥。汉高祖刘邦封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徐州在西汉时期历12代楚王，以“楚”字开头的封泥无疑就是楚国的职位了。
吕健说：“对于诸侯王国来说，其群卿需冠以国号来区别他国，这里的'太史’'大行’皆为王国群卿，其全称应加'令’字，然而在印章中，诸侯国名和'印’字都不能省略，那就只能在官名上做文章，省掉了最后一个'令’字了。”
土山汉墓出土的私印封所占比例较小，完整者更少，印面较官印小且文字纤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无字封泥。无字封泥不就是一团泥么，这个也有历史信息？吕健的回答是肯定的：“无字封泥在土山所出封泥中占有较大比例，形状多不规则，缄封后似多用手指压过，所以封泥边缘多留有指纹。这种无字封泥也是汉代公用缄封的珍贵遗存，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封物制度的盛行。无字封泥应是在印章缺失情况下的应急之举，其缄封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别重要。”
封泥何来 或为楚宫废弃物堆积
“土山汉墓封泥不是出自墓室，而是来源于墓室上方的封土内。数量众多的封泥集中出土于墓葬封土内，这种情况此前从没有出现。土山汉墓封土是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不均，封泥大多出土于熟土夯层内，伴生物有大量的汉代瓦片、瓦当及陶器残片。”
4月13日，土山二号墓考古项目负责人、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耿建军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的上述介绍，引发了在场专家的兴趣与提问：数量如此多的封泥是从何而来的？西汉的封泥为什么会穿越到东汉王陵？由于现场时间有限，耿建军只作了简要回答：“或许是楚宫废弃物的堆积。”
持相同观点的吕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分析了土山汉墓封泥的来历：“这批封泥的时代跨度很大，几乎涉及西汉一代，封泥反映的职官、地理等信息也和西汉楚国较吻合，极少见到东汉遗物，说明这些封泥与墓葬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结合全国其他类似考古发现，吕健认为，土山封泥的原生堆积地点或是西汉楚国的某处官署建筑遗址。推及土山汉墓出土者，其泥背绝大多数都有封检使用后的痕迹，另外，封泥出土地层多是熟土，有大量的建筑构件如板瓦、筒瓦及瓦当等伴生物，原本的堆积状态应为集中放置在官署的某处，该处即是官署内废弃封泥的指定存放（埋藏）地。
吕健补充说：“汉代的官文书收发有严谨完备的程序，启封后的封泥虽已完成使命，但它仍是官文书的组成部分，出于保密、安全等考虑，并不能随意丢弃或掩埋，将废弃后的封泥堆放于官署或建筑物之内在考古界不乏旁证。”
还原历史 封泥将解开更多未知
自2018年从博物馆调任到高校，吕健的封泥研究更加深入。他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还原”了土山封泥之路：“西汉晚期，历经新莽改制，末代楚王被废为庶人，楚国被除。东汉初，彭城为楚郡治所，东汉中期楚都彭城又成为彭城国的国都。几经辗转，原来的前楚国时期的中央官署可能不再延用，逐步成为废墟。在东汉某个时期营造墓葬时，所需土方量大增，建造者可能会对前楚国官署等废墟进行有计划的清理，因而使大批封泥随建筑材料一起埋入土山汉墓的封土之中。”
“土山汉墓出土的封泥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地点明确、层位清晰、数量巨大，对于复原楚国政区沿革、揭示王国官制、比较汉廷与郡国官制异同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吕健对未来的研究充满期待：“对土山汉墓封泥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或许在全部资料公布以后，将在多个方面的研究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除去考古学上的意义，徐州知名书法家郭荐说，土山汉墓出土了几千方封泥，对印学、史学、汉学都是重要研究资料：“1995年狮子山楚王陵一次性发掘数百方官印的重大发现，已被写入高等教材《中国美术简史》，震惊书法篆刻界。近代金石学中，封泥研究是重要成果，徐州的拥有量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封泥经火与岁月的浸染后，自然天趣，金石意味十足，不仅有质朴之美，且大气雄浑，足以滋养篆刻艺术，正如前人所言，'汉晋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