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鹏丨《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辨
《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辨
谢天鹏
摘 要：《屈原列传》于叙述上有所不通，因此引起一部分学者怀疑。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以为是后人将刘安《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由文献比较来看，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皆有简化《屈原列传》之痕迹，而今本《屈原列传》基本上与班固、王逸所见之本为一致，其中包括汤氏所认为窜入之两段。由此可知，司马迁所作《屈原列传》已经对《离骚传》加以采取。又，汤氏以窜乱说为基础而解决《屈原列传》中诸疑义，以此而佐证窜乱说。详考之，汤氏所举之疑义或不存在，或对疑义之解决亦尚难成立。
关键词：《<屈原列传>理惑》；《离骚传》；窜乱说
一、《屈原列传》疑义研究概说
司马迁著《史记》，直到清代，并无学者疑《屈传》为伪托。顾炎武、梁玉绳虽以《屈传》有所不通，疑其次序已乱，但也还未推论《屈传》非司马迁所作。[1]廖平、胡适张扬“屈原否定论”，更疑《屈传》为伪。[2]此后学者或信廖、胡之论，或反驳之。众家探讨，大体认同《屈传》有疑义，然于诸疑义产生之原因却认识不同，主要有“乱序”说、“窜乱”说。[3]
汤炳正先生有《<屈原列传>理惑》一文，主张《离骚传》窜入《屈传》。汤氏考证，分三大步骤。一、考察《离骚传》的流传与司马迁的职能，从而论证司马迁不可能见到《离骚传》。二、将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部分文字与《屈传》中所谓窜入者对比，从而证明《屈传》中两段话为《离骚传》窜入。三、把《屈传》中窜入的两段话剔除，以此为基础解决《屈传》诸种疑义，从而反证《屈传》疑义为《离骚传》窜入所致。
学界主流虽依旧坚持那两段话为《屈传》原文，但汤氏之说也有不小影响。有学者提出反驳，但所针对处都在司马迁能否接触到《离骚传》这一点上。[4]不过，即便能证明司马迁见过《离骚传》，也还不能说明他就把《离骚传》引入了《屈传》中。所以，要真正弄清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在后两点上作令人信服的论证。也就是，第一，从文献关系角度，能否证明《屈原列传》中本就引入了《离骚传》？第二，从逻辑思辨角度，能否证明汤氏所认定的《离骚传》串入《屈原列传》这一发生过程所具有的逻辑漏洞？
本文以为《离骚传》窜入《屈传》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无论从文献关系角度，还是从逻辑思辨角度，汤先生的论说都有可疑之处。详论之如下。
二、《屈原列传》文献析论
汤先生论证《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的核心角度是文献关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文献之关系作重新检讨。在此先以《屈传》之叙述结构为基础，对今本《屈传》[1]（卷八十四）、班固《离骚赞序》[2]（p53）、王逸《离骚经章句序》[2]（p1-2）进行文献比对。[5]如下：
通过对三种文献在史料选择、句式结构、词汇组合方面的对比，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离骚赞序》乃摘录《屈传》，并略作语言转化而形成。第二，《离骚经章句序》在结构上与《离骚赞序》更为相似，乃以之为第一承袭对象，再于《屈传》中寻求了补充。[6]
三、《屈原列传》疑义辨析
（一）《屈传》与《离骚传》关系考
汤氏分离出《屈传》中（1）“离骚者，犹离忧也……争光可也”与（2）“虽放流……岂足福哉”两段与《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序》比较，认为这两段话皆刘安《离骚传》之内容，而班、王皆承袭之也。事实是否如此呢？
据班固言：“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p49）可知《屈传》的（1）确实与《离骚传》相关，但其文与班固所引存在差异，《屈传》要详细得多。但是，说（2）与《离骚传》有关，却毫无史料可据。汤氏是在比较班、王二序与那两段话结构相似的基础上说（2）为《离骚传》之内容的。但是，通过之前的文献比较，可看出他们的相似性，实是因班序简化《屈传》而王序承袭班序，而非因班、王承袭《离骚传》。同时，从文献比较中，可以发现，在班、王所承的《屈传》中就已经具有了（1）的内容了。又，班序中“怀王终不觉寤……西朝于秦……客死不还”，与（2）中“冀幸君之一悟……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不但在句式承接上相似，甚至连词汇上也高度一致；而王序中“冀君觉寤，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卒客死于秦”，显然也是对（2）中“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身客死于秦……”的化用。由此观之，班、王所据《屈传》中便已有汤氏所举两段话。若《离骚传》真窜入了《屈传》，则此事的发生理当在班固之前。
然而，汤氏实认为《离骚传》窜入《屈传》乃发生于汉代以后。其曰：
今按屈原赋《骚》，不是在襄王放原之后，而是在怀王疏原之时。两汉以来古说，本无歧义。刘向的《新序》、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等书，都是一致的。由近古到现代，才有人提出《离骚》作于襄王之世的说法。这个说法的产生，当然不只一个原因，但今本《屈原列传》被后人窜入的“虽放流，……岂足福哉”一大段文字，却是引起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不知原本《屈原列传》在顷襄王即位之后并没有这一段文字，与两汉诸家古说并无二致。[3]（p8-9）
汤氏认为屈原赋《骚》的时间，汉代古说一致，之所以近古以来学者有争议，乃在于他们所见《屈传》被窜乱了。这说明汤氏以窜乱现象发生于汉代以后。若发生于汉代以后，则班、王所承袭的《屈传》中又如何能出现（1）（2）两段内容呢？因此，汤氏以《离骚传》窜入《屈传》，从文献角度说不能成立。
（二）《屈传》“太史公曰”与本传观点矛盾辨
汤氏将《屈传》“太史公曰”分离出三层意思，其曰：
史迁在这段话里，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评价，有三层意思：（1）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表示无限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以屈原的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3）以《服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与“就”固不必过分执着，即“生”与“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3]（p14）
然后，汤氏将这三点与其所认为的窜入两段进行比较，以指出矛盾性。其曰：
对于第一个观点，汉代人大致相同。因此，它跟刘安的意见，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第二个论点，却跟刘安大不相同。刘安的《离骚传》认为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虽“死而不容自疏”，是“泥而不滓”的高尚行为，是“与日月争光”的不朽精神。可以说对屈原热爱祖国的行谊，是推崇备至的。但从史迁所写的传赞来看，则显然是不同于刘安这个论点的。他所同意的倒是贾谊《吊屈原赋》的结论。[3]（p14）
此为汤氏所讲的司马迁观点与刘安的第一个不同。实际上，其说在逻辑上已陷入自相矛盾。其言司马迁的第一个观点与刘安的意见“大致相同”“没什么矛盾”，又说第二个观点和刘安“大不相同”，实际上即说司马迁第二个观点与他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大不相同”。汤氏根据司马迁第二个观点与刘安的“大不相同”，从而推断《屈传》中两段话是《离骚传》的窜入。那么司马迁第二个观点与他第一个观点“大不相同”，是否也要推断说“太史公曰”中的第一个观点也是后人窜入的呢？
汤氏认为“太史公曰”中司马迁不同意刘安的观点，赞成的是“贾谊《吊屈原赋》的结论”，事实是否如此呢？
司马迁说“悲其志”，又说“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1]（卷四十八）。汤氏解释说司马迁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是“无限同情”“悲其志”。如果司马迁对屈原爱国、沉渊等行为持否定态度，则又为何要“悲”“垂涕”“想见其为人”？因此，司马迁对屈原爱国、沉渊等行为当然是赞美的，他与刘安一样都是对屈原推崇备至的。这也是司马迁为屈原立传的根本原因。可见，司马迁是同意刘安观点的。
汤氏所谓“贾谊《吊屈原赋》的结论”，其实就是“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观点。[7]这一观点既与“悲其志”诸语能够并存于“太史公曰”中而代表司马迁的态度，它当然也能够与刘安对屈原的推崇意见并存。事实上，第一、二两个观点所反映出的心理是一种自然表现，司马迁正因为震撼于屈原之爱国、自沉，方痛惜其何不“以彼其材游诸侯”也。
汤氏又曰：
史迁的第三个论点，是“同死生，轻去就”，这也跟刘安的观点不同。刘安对屈原处理生死去就问题的磊落态度和坚定意志，是表示极端赞扬的。而且认为屈原对自己的不幸的遭遇所表现出的悒郁痛伤，是应该的。因为“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但史迁对于此，则同意贾谊“同死生，轻去就的”。[3]（p15）
此为汤氏所讲的司马迁观点与刘安的第二个不同。从逻辑上说，司马迁第三个论点既能与他第一个论点并存，而他第一个论点与刘安观点“大致相同”“没什么矛盾”，则他第三个论点与刘安观点当然也可以并存。
汤氏对“同死生，轻去就”有具体说明，即认为司马迁是以“道家主张顺乎自然，自逝其适，生死去就，毫不执着”的态度来批评屈原“以死自誓的斗争意志”和“坚决不肯离开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8]将汤氏所说的司马迁对屈原的第二个批评与其所言司马迁第一个批评相对比。如下表：
可以看到，汤氏所言司马迁对屈原的两次批评，虽表达略有差异，语义实为一致。司马迁第一个批评既能与刘安观点并存，则第二个批评当然也能与之并存。事实上，所谓司马迁对屈原的两次批评，既本是一个，也就不应又分作两条论据来证明论点的。
总上所论，可以看到汤氏所言的“太史公曰”与本传中那两段话的矛盾并不成立。“太史公曰”所表现的不过是司马迁在对待屈原时态度上的演化过程：初则见其文而“悲”，继而观其自沉之渊而“垂涕”“想见其为人”，悲痛至极则惜其何以不自保其身，最后悟出屈原无论是死而不去抑或生而远游都有其伟大之处，遂自失于之前悲屈原之死而乐其生也。
（三）“屈原”“屈平”互用出于窜乱辨
汤氏曰：
从这里可以推见，刘安《离骚传》原文，皆称“屈平”，史迁的《屈原列传》原本则皆称“屈原”。自从后人以前者窜入后者，即发生了同一列传中称谓错乱的现象。而后之读者为了统一这个矛盾，就有人把夹在《离骚传》的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一律改成“屈平”；但在前一大段的本传原文，则只改了比较接近窜文的一部分；而在后一大段之后的本传原文，则又完全未改。这种改写，盖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故古本《屈原列传》改者少，而今本《屈原列传》，则改者较多。[3]（p13）
若以今本《屈传》的段落顺序，依汤氏之言而回归为《离骚传》刚窜入《屈传》时的面貌，则文中“屈原”“屈平”的分布情况是（1）屈原／平，（2）屈原／屈原／屈原／屈原／屈原／屈原，（3）屈平／屈平，（4）屈原，（5）屈原，（6）无，（7）屈原，（8）无，（9）屈原／屈平（按：汤氏所分离出的第二段话是不包括此段中“屈平既嫉之”一句的，则这一“屈平”原亦作“屈原”），（10）屈原，（11）屈原／屈原／屈原，（12）无（所录《怀沙》辞归入此段），（13）无，（14）屈原／屈原，（15）屈原／屈原，（16）屈原／屈原，（17）屈原／屈原（“太史公曰”中两言之）。17段文字中“屈原”与“屈平”或“平”的比重是23:4，而汤氏所认为窜入的（3）（9）两段只四处“屈平”。
现在来假设第一个进行改动的人所面对的情况。第一，他肯定不知道（3）（9）两段是《离骚传》窜入了《屈传》，而是认为这两段亦为《屈传》内容。否则，他不可能用窜入文字来改正原文。第二，当其无法以一种先见性而直接定位（3）（9）两段时，他就不可能一上来就以（3）（9）两段为标准而改所谓“夹在《离骚传》的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他必然是正常阅读。如此，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篇以“屈原”开始、以“屈原”结束、“屈原”之数远多于“屈平”或“平”（23：4）的文章。并且（3）（9）在唐前竹简时代相距甚远。他只会感到（3）（9）中的“屈平”被其各自前后的“屈原”包夹，而不会是（3）（9）包夹他们之间的段落。在此情况下，改动者只会据多而改少、据其他段落而改（3）（9）中的“屈平”，而非以“屈平”改“屈原”。第三，“后之读者”既决定要整齐“屈原”“屈平”，又何必只改几处而不改完？却还要使后人来多次改写，并且多次之后仍未改成一致？这种改写并非浩大工程，也不需高深技术的。第四，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史记》尚有四种传本，而三家注皆未言及《屈传》中有窜入，也未言及“屈原”“屈平”有异文。如此，则改动者能改一本，又焉能改动其他传本？
（四）屈原于怀王世“疏”“放”问题考
汤氏曰：
史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原在怀王时事，只曰“王怒而疏屈平”，曰“屈平既绌”，曰“屈平既疏，不复在位”，则是史迁认为终怀王之世屈原只是被疏，而非被放，与班固序《离骚》的说法是一致的。……是刘氏以为怀王之世，屈原已被流放，而且赋《骚》。这跟刘向《新序·节士》中所云“（怀王时）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的说法是一致的。但不幸后人竟割取刘安《离骚传》之语，窜入史迁的《屈原列传》中，以致同是怀王之世而前言被“疏”后言被“放”。这是把两种不同的材料拼凑在一起时所必然发生的矛盾现象。[3]（p10-11）
汤氏以窜乱现象发生于汉代以后，但从今存文献看，除《屈传》把“疏”“放”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之外，王逸也是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讲的。王逸讲屈原作《离骚》前因时曰“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可他为《离骚》解题时却说“言己放逐离别”。这显然是融合了疏、逐两说的了。汤氏认为“疏”当作“流”，是唐以后的版本出现了讹误。[9]其实，从《离骚经章句序》承袭《离骚赞序》，而《离骚赞序》又承袭《屈传》的文献关系看，《屈传》作“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馋之曰……王怒而疏屈平”，《离骚赞序》作“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馋之王，王怒而疏屈原”，王逸作“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则“疏”实为原文。退一步说，就算王逸确用“王乃流屈原”，他也仍是把“疏”“放”两种材料合在一起讲的。上官大夫与屈原“争宠而心害其能”，然后向怀王进馋，这是《屈传》“被疏”说才讲到的原因。“靳尚”在《屈传》“被疏”说中并没提到，是《新序》“被放”说中才提到的进谗人物。并且，在《新序》中“靳尚”对屈原的谮毁并不出于“妒害其能”，而是受了张仪的贿赂。[10]王逸把“疏”“放”两种材料放在一起，这只能说明以他的识见来看，这两件事并非矛盾而是紧密相关。
另外，《离骚》曰“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2]（p10）可知在此之前怀王对屈原已经有过多次的“疏”或是“放”的行为。而《惜往日》中屈原追忆怀王“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2]（p150）可见屈原在怀王时确实还有被“远迁”（即“放”）的经历。但是，《屈传》如果不算汤氏以为窜入的第二段的话，其对屈原在怀王时的经历就只记录了一次“疏”。显然，《屈传》并没有完整记录“疏”“放”的次数。因此，以《屈传》所言的“疏”来对应《新序》所言的“放”就失去了价值。
事实上，《屈传》所言的“疏”与《新序》所言的“放”完全可能是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情。据《屈传》载：“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而“秦欲伐齐”乃怀王十六年之事，秦国于此时方派张仪行反间之谋。由此可知，《屈传》认为屈原被疏而作《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以前。但是，据《新序》载，屈原却是因受张仪之反间才被逐而作《离骚》的。因此，两家的记述于《离骚》创作的准确时间上略有差异，而于“疏”“放”问题则并无根本矛盾。司马迁认为在怀王十六年以前上官大夫与屈原争宠而使之被“疏”，刘向认为怀王十六年张仪用反间而使屈原被“放”，二者非一事也。“怀王十六年以前”到“怀王十六年”既可能是一个跨度较长的时间，也可能是一个紧相连接的时间，而考虑到《离骚》比较长的篇幅，它的创作期完全具备跨越两个时间的可能性，而其内容也完全具备包囊“疏”与“放”两大事件的可能性。在那样一种时间紧密相连而两大事件又接踵而至的情况下，外界是很难精确把握《离骚》创作的时间和原因的，如此而传出不同说法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观之，《屈传》记录屈原在怀王时既“被疏”又“被放”、记录《离骚》之作既因“被疏”又因“被放”都并不能说是矛盾。
四、余论
《屈传》《离骚传》在楚辞学中都是异常重要的文献，如不能析清他们的文献关系，则屈原生平、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刘安对屈原的研究状况等都会陷入混乱。通过文献比较与对《屈传》中诸疑义的细致辨析，我们以为《离骚传》窜入《屈传》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若将《屈传》里的段落剔除，实不利于把握司马迁对屈原的完全态度。当然，汤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把《屈传》内部的疑义与楚辞学中刘安、班固、王逸的学术成果结合起来作文献和逻辑层面的考察，于学界大有裨益，这种方法也正是本文所学习了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汤炳正.屈赋新探[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版.
注释：
[1]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日知录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卷；梁玉绳著，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卷。
[2]参见稻畑耕一郎著，韩基国译《屈原否定论系谱》，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12月。
[3]持“乱序”说者，如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刘永济《笺屈余义》。
[4]熊任望《楚辞探踪》、金开诚《屈原辞研究》、褚斌杰《楚辞要论》、温洪隆《评<史记·屈原列传>两段议论文字系后人羼入说》，皆言及汤氏之论而持相异之意见。熊、温二位学者对汤氏观点有针对性反驳，他们集中于说明司马迁有接触到《离骚传》的可能性，并对汤氏所列诸疑义的产生提出了其他可能性。
[5]句首序号同为①或②③者，乃指相互比较之处，如此易见承袭之迹；“[]”中内容位置本在其所属文献之他处，然为对比方便，故移其位置于此，而加[]以指明。但在其本来位置，仍保持原文，只是不再加“[]”标注。
[6]关于《屈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序》关系，在拙文《<史记·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关系考》中有详细论说，本文为便说明故，遂将三文献对比方法及结论排出。
[7]参见汤炳正：《屈赋新探》，华龄出版社，2010版，第15页。
[8]参见汤炳正《屈赋新探》，第15页。
[9]参见汤炳正：《屈赋新探》，华龄出版社，2010版，第10页。
[10]参见刘向编，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卷。
注：本文
注：本文原载《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天鹏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