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第一个喊出要将秦桧斩首的书生
胡铨:孤身一壶酒,此情故人知
现在都知道秦桧是中国头号奸臣,那是因为他杀了中国头号英雄岳飞,其实,他也是受人指使,同为一品大员,没有皇帝的命令,他即使想杀岳飞,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于人民群众看来,这秦桧才是该杀之人,但在当年秦桧红得发紫之时,便有一人上书皇帝,要求将秦桧等三个奸臣斩首示众,原文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此人便是被誉为宋代“脖子最硬的人”之人,胡铨。
正受宠和重用的秦桧对胡铨当然是恨之入骨,好在宋朝有赵匡胤留下的祖训,不杀文士和言官,于是,便处以能够施以的最高刑罚,放逐到最为边远的蛮荒之地,那就是当年苏东坡去的地方,海南。
秦桧死后,朝廷才又想起他的好来,于是复又启用,但在主和派占据主导的南宋小朝廷中,他这样的人是得不到重用的,逝世后加封追赠地弄了一堆,唉,管毛个用啊。
胡铨,字邦衡,号谵庵,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进士出身,授枢密院编修官,因乞斩秦桧被除名,贬海南;孝宗即位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晚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78岁时逝世,追赠通议大夫,谥“忠简”。
胡铨是个名副其实的忠勇之人,也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是位类似于辛弃疾的全才,刚烈则过之;当年金军渡江击宋,捡山搜海捉赵构时,他散尽家财,招募乡勇,保卫家乡,与金人血战,同那些跑路的太守相比,不知道高出了多少个层面。
后来的他来到了都城临安,在那个时代,没有出身之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于是,他便参加了科举,轻松拿下,因成绩优异,授翰林,又入枢密院,掌管军事和边防等事务的文字工作。
胡铨最著名的事迹,便是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的上疏了,当时是同南宋血战的金人也感觉到,以当时的实力是无法吞并南宋的,于是,便也想保住既得利益后与南宋议和,但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提出派使臣来宋“诏谕江南”,要高宗跪接诏书。
堂堂大宋虽然曾经被金人打得满地找牙,但经过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戮力抗金,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军力与“靖康之难”时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至少是具备了同金人抗衡的实力。
让高宗跪接诏书,意味着南宋是金王朝的属国,不是同等地位的两个国家,同意了就是投降,就是耻辱,但,高宗赵构还是决定接受,出面办理之人,当然就是秦桧了。
消息传出,朝野大哗,皇帝当然是永远“英明”的,是被倿臣“蒙蔽”的,也是不能责备的,于是,主持和议的当朝宰相秦桧,便成为千夫所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铨上书请斩秦桧以谢天下。
胡铨只是一个小小的编修,按说是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的,但是,作为提出斩当朝宰相第一人,这无异于石破天惊,也反映了朝野对和议的不满。
这一篇著名的爱国奏章,迅速在民间传抄,一时人人争阅,甚至还将其刻版印刷,争相传布,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汹涌澎湃的抗议浪潮;而金人闻之,读后为之惊叹,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
奏章言辞激烈,慷慨激昂,列举了秦桧的诸多罪行,实属罪恶累累,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卖国贼,不如此,他宁愿投东海而死,也决不苟活。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高宗的意思,为偏安东南,力保那一亩三分地不失,赵构是不管不顾,唯此为大,脸面于他来说,不算个啥,所以,赵构才是主谋,这点胡铨如何能不知。
但是,尽管知道这是赵构的意思,而胡铨却是敢于“冒渎天威”,甘为“甘俟斧钺”之刑,愤而上书,将生命置之度外,疏如檄文,表达了人民的呼声,一时民怨沸腾。
秦桧本来执行的就是皇帝旨意,民愤再大也是无碍,胡铨当然是要被处理的,“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他,被贬为福州签判,继而是被“编管昭州”,后来被“移谪吉阳军”。
昭州,即今广西平乐县,那在当时就是个蛮荒之地,所谓“编管”,就是编入该地户籍,交由当地官吏进行管束;所谓“移谪”,当然就是换个地方看押,而吉阳军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
为何要“移谪”?当然觉得仅去广西还不够狠,不解气,三亚号称天涯海角,乃天之边缘,海之尽头,唐宋两朝对不杀罪犯最严厉的放逐,便是于此了,贬到这里的两朝名人有李德裕、赵鼎等近五十人。
这里顺便说下苏东坡,很多人说他被贬天涯海角,其实他并没有有来此,他贬谪之地是儋州中和镇,是昌化军而不是吉阳军,两地之间差着三百多公里呢,当然,对当时内陆民众来说,海南就是天涯海角,倒也可以理解,不算错。
南宋朝廷一意孤行,终于屈辱地同金人签订下了《绍兴和议》,以淮水至宝鸡散关一线为两国交界线,就是陆游诗中“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并每年交纳大量金银的绢帛,当然,递交国书时,跪接的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钱帛不算个事,宋朝并不太在意,只是这跪接太让皇帝难堪了,后来继位的历任皇帝都想修改,却又不敢违约,公开提出修订的建议,为此,大诗人范成大还专程去金人的都城递话,差点还丢了性命。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
空惹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强出头来,不道甚时节。
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这是胡铨在贬谪途中所作的一首《好事近》,从这首小词中我们能看出,他全无后悔之心,仕途于他本不是为图富贵,他并没有回答为何事离故乡,因为大家都是知道的,而其中的一个“轻”字,却道出了他将这官爵看淡,为救国家危亡鼓与呼的气节。
现在被罢官,无所谓,故乡虽好,也不会选择隐居避世,身为士人,当有家国情怀,即使“豺狼当辙”,哪天能回去,我还是会同那些人死磕到底的。
他被贬的时间达到17年之久,直到秦桧死后他才得以内迁,但是,这只是回到内陆,而不是朝廷,因为,秦桧虽死,赵构还在,和议乃既定国策,是容不得胡铨回到朝廷再惹“事端”的,他得到的只是随便居住的“特权”。
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
幽怀已被黄花乱。
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
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无算。
浩歌箕踞巾聊岸。
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碗。
这是胡铨在崖州时过50岁生日时写的一首《醉落魄》词,表现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希图解脱的苦闷心情,虽饱受长期蹇偃之痛,但他却豪情依旧,邀来几位知心同仁,狂歌醉饮,放浪形骸,一解愁闷,一如既往的慷慨尽显其中。
直到宋孝宗即位,胡铨才回到朝廷,而此时的他已是花甲之人了,大好时光,都在贬谪中消耗殆尽。
后来的他,至始至终都是坚持抗金主张,即使是后来南宋朝廷组织的几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他是不改初衷,是朝堂之中少见的强硬派。
张浚符离之战遭到惨败,金人提出更苛刻的条款,逼南宋就范,孝宗当时征求在朝14个大臣的意见,独胡铨一人强烈反对,所以,他在朝廷中,始终都处于边缘地带,很难以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
后来的他出知漳州和泉州等地,又回乡著述,几年间著作甚丰,献于朝廷,又复官任资政殿学士,最后死于任所。
“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观胡铨的一生,就是坚持抗金的一生,也是忠诚、正直、刚毅和爱国的一生,他反对一切和议,并一以贯之,即使是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也是死后要效唐之张巡,作厉鬼杀金贼。
所以,他在历史上是一位正气满满的爱国者,为历代所推崇,到了清代,乾隆爷还为他重修陵墓,并题“与日月争光”刻为墓碑。
宋朝,特别是南宋,一直是处于强寇的打下之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个朝代,但是,同金人的两次和议,均换得数十年的安宁。
我不敢说如此就是正确的选择,但人民得到安居乐业,文化得以光大繁荣,国家在韬光养晦中,国力进一步的壮大,所以才能在同蒙古人的对峙中,又坚持了数十年的抗争。
而后人在评价这个时段人物时,都是以是否坚持抗敌为唯一标准,简单地分为主和派和主战派,前者统统都是奸臣,后者全部是英雄,这个我觉得有所偏颇,因为,根据当时的国力,是无法去直接同金人血拼的。
我崇敬胡铨并不是因为他是铁铁的主战派,我是感动于他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宁愿将自己大好前程放弃,也要服从于心中关乎国家兴亡的最高利益之上,他遵循的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殉道情节,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民族大义。
难怪他的挚友,大名士王庭珪曾作诗说他是:“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然,这是朋友间的一种调笑,赞扬的是胡铨奋不顾身的“痴”,这是建立在爱国基础之上的崇高气节。
他“以一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视死如归”的形象彪炳史册,但《宋史》中的“胡铨传”却编得很是烦人,洋洋数千字,全部只有这篇奏疏,几乎是全部引用,而对他的生平却不着一字,从而使得胡铨的形象很不饱满,不知这执笔之人是偷懒还是本身的水平有即。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仍不失名士风流,这点在他的一些朋友在诗作中透出了点滴信息,如周必大在《再用邦衡韵赞其闲居之乐且致思归之意》一诗中写道:
遥知绿野朱颜好,应笑红尘白发新。
午茗亲烹留上客,夜棋酣战调佳人。
这应该都是当胡铨年迈之时生活场景的再现,虽然有调侃之意,却也反映出他晚年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而在罗大经的笔记《鹤林玉露》中,也有对他迷恋侍姬黎倩的描述: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黎颊生微涡。’谓侍妾黎倩也。”。
也就是说,他回归时,身边带着个脸颊有着美丽酒涡的小妾,关于这个女子同胡铨之间,又是一堆的故事,也算作胡铨的风流韵事;但在朱熹老夫子看来,这是有损其形象之事,于是,他提笔写道:
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朱熹自是站在“灭人欲”的道德高度,告诫世人“人欲”的凶险和误人损性,对此,现在就没有讨论的价值了,不过,自此后,女人的酒涡便多了“梨涡”这个旖旎温软的别称,秋波流慧,轻颦浅笑,更加有了趣象。
我是觉得这朱熹有些小题大做了,醇酒美人娱晚年,丝毫也无损于胡铨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当时整个南宋社会就是个崇尚侈靡的时代,加上胡铨本身又是个特立独行之人,过去受的委屈太多,现在稍加弥补,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风流富贵谁能并?未害先生道德淳”是也。
值得称道的是,胡铨在贬去海南后,大力普及当地教育,虽然唐宋两朝贬去那里的人,都有此举,如李德裕和苏东坡等等,甚至那害得寇准魂归他乡的奸臣丁谓,都于此努力为之,不同的是,胡铨是将这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做。
他是将自己的住所腾将出来办学,“出俸百千”重修学宫,写文章大力劝说大家来读书识字,义务担任老师来教授,使得当时最为蛮荒的崖州,一跃成为私学最活跃的地区,他的海南弟子还被皇帝诏为“特奏名进士”。
对他在海南作出的教化成就,后世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南宋著名教育家张栻特表其为“远方学者楷模”,而他的得意门生,大诗人杨万里更是作诗云:“不是澹庵谪海南,姓名哪得许芬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