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沈从文与北京人艺
沈从文给焦菊隐、梅阡导演的《初看印象供参考》一信中谈有关《武则天》舞美服饰问题
1961年夏天，北京人艺决定排演郭沫若的另一部历史题材话剧《武则天》 。这是继《虎符》 《蔡文姬》之后，北京人艺第三次与郭沫若合作。焦菊隐称之为：“在学习传统戏曲表现手法及其精神原则方面，进一步试验探索话剧民族化的又一次实践（ 《排演〈武则天〉的一些想法》 ，见《焦菊隐文集》卷三154页）。”这个戏仍然请沈从文先生做顾问。
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称得上是全才，对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舞蹈、服饰、丝绸、染织、图案等，都很有见地，发表了许多论著，最突出的是他编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成为资料最完整、插图最丰富、考据最确实的中国古代服装史专著。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沈从文就在文坛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小说和散文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也受到了不少排挤和打击，被称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 ，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 ，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 ，尤其是对沈从文“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本来就对批评十分敏感的沈从文备受打击。
1949年以后，沈从文下决心“转业” ——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沈从文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常与博物馆系打交道，经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而且，年轻时在家乡，他就曾接触过大量的古籍、字画和古玩。所以，他既然要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47岁。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 ”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北京人艺慢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958年到1963年，北京人艺在排演《虎符》 《蔡文姬》 《武则天》 《关汉卿》和《胆剑篇》时，都得到过沈从文的指导意见。何况，沈从文与曹禺早就是很熟悉的朋友。1937年，沈从文就曾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伟大的收获》 ，高度评价曹禺《日出》一剧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据北京人艺老艺术家郑榕回忆， 1958年人艺排演《蔡文姬》时，曾请沈从文做顾问。沈从文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剧组的人讲解了几个小时，还为剧组准备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在每一份资料中都做好标签。让郑榕难忘的是，沈从文还为剧组调出了台湾影印《故宫博物院藏画集》 ，就是为了给剧组介绍宋代画作《文姬归汉图》 。
1960年9月，曹禺创作剧本《卧薪尝胆》（后改名《胆剑篇》），取材于大家熟知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曹禺曾就剧中的若干历史问题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于9月16日复一长信，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为使演职人员尽快熟悉战国时期的人物形象，沈先生费尽心思，先后两次为北京人艺开列了《有关吴越一剧道具形象参考草目》 ，所列草目涉及古代画作、漆器、拓片、武器、马车、床具、经书等，显示了他对古代文物的渊博知识和踏实的治学精神。1961年，他还致信曹禺，对《卧薪尝胆》一剧提出过修改意见。
这次接到北京人艺送来的剧本，沈从文认真阅读了全剧，然后整理写出了《关于〈武则天〉一戏参考材料》，稿纸10页共64条，用毛笔楷书写成，详细介绍了与剧中人物形象有关的资料种种。譬如第一条，就介绍了武则天的形象可以参考哪些资料，它们出自谁的手笔又藏于何处；又如唐代大臣的装束，他在第四条写道：“敦煌二二〇窟贞观十六年壁画维摩说法图下部帝王与侍从执宰大臣（执宰大臣特别重要，历博有线勾复本稿，必须从这个画上装扮朝臣）”；同时，第五条又指出：“又一九四窟同画（时代较晚，武后高宗出行仪仗仍可参考） 。 ”又在上面加注：“裴炎等装束相貌必需参考此二幅。 ”在其所列各条中，举凡唐代初期服装、坐具、会茶场面、书斋布置、刑具、审案、绸缎染织、莲子羹盛器……无不具备，再次展现了沈从文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
不仅如此，他还应导演的邀请，从彩排到正式演出不止一次来北京人艺看戏，每次都对其中的细节提出有据可考的意见。初次看戏后，他给焦菊隐、梅阡导演写了《初看印象供参考》一信，就提出了36条具体意见，比如“上官婉儿房中应有个衣橱” ，“京戏中花旦侧身下蹲行礼可以不用” ，“道生作了和尚后似乎应沉重些” ，“几人读诗也不妨慢慢些，从字句中读出情感来，有腔调些” ，甚至包括唐代寄信所用信封的尺寸，他都一一指出，供剧作排戏时参考。他还在信中向焦、梅二位导演建议，下次看戏时，“能和你们的美工同志中一位在一处，即可边看边说什么部分用什么代替，会更好些” 。
从这些手稿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沈从文先生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人艺曹禺、焦菊隐等戏剧大师谦虚、负责的创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