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4）：顺河街十八号
大约是1964年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从利民街1号大院，搬到了顺河街18号（后改成2号），这里也是宝兴面粉厂的一个家属院。
顺河街也是属于东站范畴，北抵大马路，南至王大路，与故黄河平行（济众桥至大马路桥这一段），故称顺河街。从搬运小学向西走，大约三四百米就到了顺河街的路口。
（徐州济众桥）
从大马路这一头进入顺河街，第一个院子就是顺河街18号。这个院子几乎是个正方形，但是，由于中间加了一排房子，一个大院子便分为南北两个长方形的院子。这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基本上都是面粉厂的职工。就在这个院子里，我从七八岁开始，生活了二十来年，直到我结婚才与它告别。二十来年的光景，这个院子里的市井生活，完全可以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影像。
说起住房来，一般人家都是逐步改善，而我们家却是越住越差。若问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文职人员，是政府控制使用乃至是党内确定的改造对象；二是我父亲在解放后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每次遇到福利待遇方面的事情都是“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先让着别人。在旧中国，文职人员与体力劳动者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听父亲说，解放前我家跟随着宝兴面粉厂的资本家住在公馆院，条件之优越，非一般老百姓能比。即使在解放后，我家在利民街1号的住房也是三大间北屋。后来，组织上做我父亲的工作，让我们家让出一间来给其他职工住，父亲二话没说，就让出了一间。搬到顺河街后，两间北屋变成了一间半西屋（实际上是一间，那半间是后接的），而且这间西屋还是几十年的老屋，据说是日本人在徐州时居住过的。我们家搬进去时，这间西屋还保留着日本人住房所特有的木制的格栅和顶棚。搬家的原因我记得很清楚：面粉厂有一次失火，救火车想从复兴路上的东门进去，结果因为路太窄，救火车进不去。我们家那三间北屋就紧挨着那条窄路。拆了我们家那排房子，道路就拓宽了。不管怎么说，越搬家住房条件越差的，恐怕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发生，而且还得遇到我父亲这样的人。
屋子墙很厚，既不是砖墙，也不完全是土墙，有点类似于混合土和石粉之类混合而成的材料垒起来的。墙面凸凹不平，质地酥松，想在墙上钉个钉子都很难固定住。由于年代久远，木制的顶棚已经破旧不堪，无法负重，因此派不上任何用场。不仅如此，顶棚上面长年阴暗，积满了灰尘，成了老鼠们的家园。每当夜深人静，老鼠们便开始活动，足音清晰可辨。我害怕老鼠，更害怕老鼠突然从顶棚上掉下来，就蒙头睡觉。时间长了，蒙头睡觉成了习惯，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习惯于蒙头睡觉。
（徐州大同街的钟鼓楼）
对于住房的越来越差，哥哥姐姐们很不理解，忿忿不平，但我父亲却很少抱怨。他一辈子都在追随共产党，一辈子都在要求进步，然而一辈子也没有进入组织的大门。
一间半的房子是如何住下我们家七口人（父母亲加上我们姊妹五个）的，我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好像是大姐、三姐和妹妹住里屋半间（二姐和一个哥哥过继给河南老家舅舅了），外间屋住着父母及我和哥哥。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我和哥哥住在一张小床上，弟俩打通腿。哥哥那时好像很少洗脚，一双臭汗脚伸在我鼻子跟前，开始时不堪忍受，时间长了，好像也就习惯了。直到1969年哥哥参军，我才独自享用那张小床。
在一个地方住惯了，住长了，无论这个地方如何，都会生出感情来，更何况顺河街是个非常市井、极适宜生活的地方。我们大院的对面便是个理发店，理发店南隔壁就是碳店（卖煤的），再往南就是东站派出所，过了派出所再走几步，就走到了南头。到了南头进入王大路向左转，走几步就到了菜市，不进菜市再向左转就是东风电影院，电影院的旁边就是粮店。如果进入菜市，那么走出菜市，就是火车站了。你看方便吧！
这些地方以及前面提到的利民街1号、大马路等，在我成年以后依然多次进入我的梦境。梦境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民街1号大院和东风电影院。在梦里，我又回到利民街1号大院，房屋如旧，人家如旧，相互见面，嘘寒问暖，非常亲切。而梦到东风电影院，则多是有了好电影，但我去晚了，没买到票，只好等下一场。
出了顺河街，几步路就到了大马路，大马路向东直通搬运小学，过了小学就是火车站。如果到了大马路向西走，几十米就是酱油店，再向西就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向右这一带叫大坝头，卖水果、熟菜、小吃的一个挨着一个，还有布店、文具店等，非常热闹。向左就是故黄河上的大马路桥（后来改为迎春桥）。桥头的这边有“同春浴池”、百货店、烟酒店、果子店、理发店、早点铺、馄饨摊等，过了桥就是黄河卤肉厂及门市部、万通酿造厂、小人书店等。黄河卤肉厂门市部的旁边，就是一个小酒馆。你看方便吧！
说起黄河卤肉厂，我真得多说几句，那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天天卖猪头肉、猪大肠、猪肚、猪舌头、猪肺、猪肝等。黄河卤肉厂是个国营单位，用现在的话说是国有企业。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理解“国营单位”的重要性了。那时候的企业分为两类：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有。这当然是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的结果。但凡大一点的都是国营单位，集体企业不多，规模也不大。国营企业是国家办的，是计划经济的支柱，是平抑物价解决民生的主要力量。后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有了私营企业了，一些单位为了争取顾客，还特意强调自己是国营单位呢。这当然是后话了。黄河卤肉厂门市部上午是不开门的，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开门营业，各种当天卤制好的熟菜已经摆上了玻璃墙内的柜台。数量不多，当天基本可以卖完。因为那时各家各户的经济都不宽裕，除非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平时是买不起这些熟菜的。因为买不起，所以就眼馋。后来上初中时，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里，特别是放学时，路过门市部，闻到里面的卤肉香味，心里馋得很。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多年后，我仍然会梦到来这里买猪头肉。
大马路桥附近如此热闹，也就成了这一带居民活动的中心。我们习惯把大马路桥称为“桥头”，邻居打招呼常常说：“去桥头买点东西”。大人找孩子找不到，就会嘟囔着说：“又跑桥头玩去了”。炎热夏季，院内无风，孩子们就会相约：“走，到桥头凉快去！”
多年以后，桥头的果子店、烟酒铺、馄饨摊，特别是黄河卤肉厂的门市部，仍然常常进入我的梦中，在梦中我流连忘返。有时候甚至明知是在做梦，却不愿意醒来。
我结婚后虽然离开了顺河街，但我的大女儿在上幼儿园之前是在这里由我母亲带着的。下班后，我抱起女儿出去玩，女儿在我怀里，身子就往桥头方向歪。我问她，你想去桥头？她会十分肯定地点点头。不知再过多年以后，桥头是否会进入她的梦中？
到了顺河街以后，我的班主任好像换成了大个子张老师。如果说季老师有点像母亲那样地对待学生，总是护着我们，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那么，张老师就有点像邻居大妈大姨了，她不仅个子大，说话也是高嗓门，大大咧咧地，心眼不坏。她家访的时候，与家长交谈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半个院子都可以听得到。我们院子里甚至整个顺河街，有许多小孩都是张老师带过的学生，所以，张老师走在街上或到我们院子里来，像首长下基层一样，不断挥手和别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