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王福庵辞去南京印铸局的官职，来到上海，暂居哈同路民厚北里(后称铜仁路慈厚北里)441号。铜仁路在静安区南部，南起延安中路，北至北京西路。1914年筑成，曾以英籍犹太人名命名哈同路，1943年改名为“铜仁路”。这条路上原先有一条叫慈厚里的弄堂，慈厚里最早叫民厚里，分南里和北里。如今，原址旧房大都被拆除，高高耸立起一幢大楼—静安嘉里中心，只有一幢古朴的房屋隐藏在高楼之间，这就是慈厚里保留下的最后一间房子——“毛泽东故居”。到上海后的第三天，老友邵裴子来访，特地为余绍宋求刻自用印10方，王福庵喜出望外，稍事安顿便动手刻印，很快完成交付，回沪鬻书鬻印可谓开张大吉。而此时，王福庵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他在一些印章的边款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态。如刻“退将复修吾初服”款语作：“庚午冬日，自金陵辞职来沪，取《离骚》语作印，以遂吾之初志，福庵王禔并记。”刻“青鞋布袜从此始”，款语作：“庚午冬日自金陵之沪，心闲神怡。取杜工部诗句作印，福庵居士。”刻“不使孽泉”，款语作：“庚午冬日，辞官来沪，卖字度日。刻此识之，福庵居士。”与半年前“老大徒伤”“自嘲”“自误”的心态完全不同，显得欣喜，心闲神怡，对卖字生涯充满信心。1937年，王福庵定居四明邨3号，当时的四明邨，已初具西方文明生活的雏形。弄堂内共有砖木结构联体房屋118幢，属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每幢都有带铜环的乌漆大门，红砖墙清水勾缝。一楼客堂前为天井，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另有现代设备的卫生间。后披屋为三层，底层作灶间，上有二楼亭子间和三楼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设晒台。当时属于中上住宅区，月租应在60元以上。到四明邨定居后，王福庵家庭成员逐渐增加，据江成之回忆，包括妻子、儿女、儿媳、孙辈在内共九人，另雇一佣工，日常开支相当大。而到上海后，王福庵的润例基本未变，1936年的润例还是石章每字两元，但他长期积累的声望和雅俗共赏的印风使索求者持续扩大。1942年3月9日，《申报》有报道云：“图章虽非必需品，各界人士均需备印一颗，社会人士最喜宋元派印章及汉印。金石家不多，以陈巨来刻宋元印，赵叔孺刻汉印，浙派王福庵为最出色，陶寿伯、王开霖为后起之秀。”孙慰祖在“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一文中统计了《福庵印稿》收录印章数，1931、1933、1940年间录印数在376-631方，而1941-1945年间，录印最少为1943年500方，其余四年在700-1000方。以1936年为例，当年录印379方，也按每印3字计，刻印的名义收入为2274元，实际上还要剔除与接件处的分成以及有部分非商品的创作，但王福庵还有颇为可观的鬻书收入，所以王福庵鬻书鬻印的收入肯定不低于在印铸局期间的收入。
文丨张遴骏
来源丨上海书协通讯
张遴骏，斋号食砚楼，1954年6月出生，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会长、西泠印社社员、海上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师从浙派名家江成之先生。
篆刻作品入展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届篆刻艺术展；全国第三、五、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等。获上海市第七届、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优秀奖，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大展优秀奖。
出版有《张遴骏印存》《唐醉石印举》《吴朴堂印举》《韩登安印举》《钟以敬印举》《清代流派印赏析100例》《吴让之篆刻赏析100例》，主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上海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