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专题 | 心学伦理与新经济精神及其对“中国奇迹”的影响
作者：徐苏涛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尤其按照道家学说，更是将水看似人、社会、自然良性发展及运行的化身。正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几乎可以将“水”理解成“自然生长的万物”，或者“万物的自然生长”。但究竟如何“治水”呢？谈“治水”，自然绕不开“鲧禹治水”的故事。“鲧禹治水”是我们上古文明著名的神话传说，说的是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作为黄帝的后代，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唐尧、虞舜二帝，分别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的事宜。其中，鲧治水用了“封堵”的办法，但未能阻挡滔滔洪水；而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对洪水进行“疏导”，最终成功治理了洪水。尽管“鲧禹治水”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却充满了足够的哲学意义与现代价值。鲧的逻辑是洪水之所以泛滥成灾在于有水，将水塞堵之则进而绝之，无水则无洪可泛。但不料水被越堵越多，越塞越高，最后决堤而下，反造成更严重的水患。鲧治水之败，弊在于“塞堵”，在于“有塞无凿”，在于“有堵无疏”，根源在于违背了万物自然而然的“道”。因此，这个故事对于当前微观运营、经济运行、社会治理、意识形态等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无论治企业、治经济抑或治天下等，都如治水的原理一般。
一
脱离商业文明能否走向创新文明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需要历经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创新文明的发育，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才会有最好的时代，反之亦然。脱离商业文明的充分发育，难以最终走向创新文明。
（一）一个文明充分发育的完整过程
现在很多人对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判断，往往用社会形态或者发展阶段去衡量。譬如，有主流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条件下关于社会形态的五分法；亦有按照生产力发展阶段，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信息社会等。但从目前感觉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各地区的审视，更需要用文明演进的视角去看待，只有历经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创新文明并充分发育的国家和地区，才拥有一个完整的文明发育。
一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就是在生产力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依地而生、靠天吃饭的文明，是人类与自然充分交互产生的文明，也是从蒙昧时代走向原生态的农耕或游牧文明。在此条件下，最基本的特征——土地是最核心生产资料，而土地所有制结构及生产力水平，便决定了整个农业文明的高度和水平。二是商业文明。很多时候商业文明未被作为独立的文明，但这个文明是在农业文明能够满足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所需基础上产生的。用马列语言来诠释，就是当剩余劳动产品出现后，出现了物与物、物与货币之间的交易、交换，也便有了商业文明的出现。这个文明的本质是交易交换增加效用、创造财富，其背后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分工以及不断扩大化的社会分工。很多人将商业文明视为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或者工业文明的附属，看不到其恰恰是独立的文明、不可逾越的文明。因为，古今中外越是商业文明发达的地区越发达、越有底蕴、越有后劲。三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就是借助一定技术构成和生产的制度架构所形成的文明。这种技术构成，先是机械化代替人力劳动完成生产作业，再是用电气化解决生产动力问题，再是用自动化执行结构化的生产动作，最后用智能化执行非结构化的生产生活所需。这种制度结构，包括适应大规模生产的科层制、适应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以及宏观政治经济法律关系等。应该说，工业文明是生产力尤其是科技大力应用的文明。四是创新文明。这个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很多社会学家把这个文明称之为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等。但是我认为创新文明之所以和工业文明不一样，在于创新主体从企业家主导到众创，在于从要素及人才跟着资本走到了各类要素跟着人走，在于从产业技术创新到商业模式、业态以及组织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创新，在于从适应性创新到了颠覆性创新；在于从滚动发展到了爆发成长，在于从价值链分解到了跨界融合。
（二）究竟什么是最好/最坏的时代？
现在有句话叫做“这是最好的时代”，当然也有后半句“这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好的时代，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时代，就是通过人的专业化分工与商业化交易共同创造财富、增进福利的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私有产权，有更多的创新主体或者利益主体。某种意义上产权是人权的延伸，只有强调私有产权才能尊重保护人权，而只有人权是完整的，才能进一步去创造财富。二是专业化分工。只有强调专业化分工，才能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让全社会的人用己之长、人尽其则、各得其所。三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交易。所谓“无商不活”、“无利不久”，打破重农抑商，更加市场化或者商业化。四是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有更加开放、包容、融合的发展环境。
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再从工业文明到创新文明，是从压制个体到强调个体，从人是工业化的延伸到人是生产力最革命性的灵魂。在农业文明条件下，只有把更多的人捆绑在土地上，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商业文明条件下，强调海权的国家与地区走向繁荣，强调陆权的国家或地区走向衰路；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要么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要么是工业化大生产的螺丝螺帽，要么是一个程序或者流程的延伸；在创新文明条件下，更加强调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
（三）商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非主流
在汉语的语境中，“商人”源自商朝。夏代时便在社会上出现一部分专门从事物物交换的人，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在黄河下游便有一个部落叫做契。由于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商人”便出于此。商被周灭以后，人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土地，只能像流民一样从事商业。在此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延绵不断，但由于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并没有把商业文明建立起来。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在此过程中，逐步打破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正是这个边缘式的“蛮夷之地”，为商业文明的发育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无论是到了北宋在西南地区出现“交子”，还是到了南宋时期以较小的国土面积创造了较高的物质文明，都使得中国的商业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伴随北方蛮族的南下，以及汉族政权的腐朽，不仅使得宋亡元立，还使得中国的商业文明在达到全新高度后受到“阉割”。再后来就是明清时期的商业文明的发育与抑制。尽管明朝是极端管制的王朝，但后期在江南地区不仅恢复了元气，还出现了全新的生产关系，并伴随清朝入关，走向了天国上朝的发展阶段。这期间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自始至终难以从一个陆权国家向一个海权国家进行转变，也使得中国的商业文明再次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直到西方强盗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近代史上的商业文明在夹缝中生存。
进入新中国以后，对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了商业文明发育过程中“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开始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开始加快工业化，逐步建设工业文明。直到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因为从市场化改革到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模式，才使得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才进一步得到激发。当前，中国的工业化在整体上是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时代转变；最近几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也标志着中国的工业文明达到了一定高度。这个历史过程，也是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不断发展、延伸的过程，但更多依赖的是土地、税收、招商“老三样”，以及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整体而言，只有最后一种发展取向，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与活力，尽管在目前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还有一定问题和困难，但贵在民有、民办、民营、民富，一定能够走出来。
（四）缺乏商业基因难走向创新文明
创新驱动既是对人的价值驱动，也是对企业家的利润驱动。这其中，创新是经济学概念，而非科学学的概念，赚不到钱的不是创新而是科研；只有利用商业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营发展。商业文明是强调个体、以人为本的文明，只要全社会的人都通过利人利己的助力行为、生产性行为，才能构成经济发展活力与国家的繁荣与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进入新经济时代，不但要站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出创造新经济文明，还要根植商业文明背后的伦理与精神。
“浙东学派”体现了商业伦理，心学则体现了新经济精神。这种商业伦理，便是经世致用、利己利私 、工商皆本、民富先于国富等；心学最大的现代价值是崇尚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心学伦理，最大的当代精神就是无中生有、有破有立、心动即行的创新精神，最大的人格魅力是志存高远（成圣）、独立人格、知行合一的品质品格。以上这种伦理或精神，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发展经验背后的逻辑，也是第二个四十年发展取向的基因。更准确地说，两者不仅在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起到伦理作用，尤其以浙东学派的影响更大；还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起到伦理作用，尤其以心学的影响更大。
二
心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全球化价值
长期以来，心学在唯心、唯物两分法下，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心学不仅仅是对于儒释道的继承与发展，还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思维与中国人的精神。如果说，伴随新教伦理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起，还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那么，在心学伦理下新经济精神得以彰显，将为全球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变提供了文化源头与精神支撑。
（一）感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心学伦理与新经济精神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时期的继承和深化。如果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话，工业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与新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具有演化和继承关系的。譬如，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1748年写下《给年轻商人的忠告》一书，书中形成了许多传世名言，如“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时间就是金钱”、“凡是影响个人信用的行为，纵令是最琐碎的事情，也应该留心”等。尽管马克思·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仍将富兰克林视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并从其话中解读出那种植根于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不是贪财剥削的哲学，而是在诚实、信用中建构起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是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在这种分析逻辑下，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就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而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基于这种文化氛围，不仅衍生出诸如冒险、敬业、执着、诚信等企业/企业家精神，还从社会伦理、价值导向的角度，引导社会把最优势、最具有竞争性的人才、资金、知识等要素投入到创业、商业、实业或扩大再生产，进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基因。
（二）反思儒教伦理与农业文明衰落
与其说儒教的产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以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不如说是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宗法等级制度、道德理论及其核心价值。在农业文明的上升期，这些伦理学说自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尤其是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完善，这种伦理学说的积极作用就开始逐渐消失，尤其是愚化群众和束缚思想发展的一面浮出水面，虚伪性、反动性成为主要倾向，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在近代史以来的屈辱，是落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打不过先进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结果，而这背后的根源就是儒教伦理所致的农业文明打不过工业文明。当前，中国在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战略赶超的过程中，不仅要破除六十余年来的体制机制包袱，还要缩短与别人积累了几百年的发展之间差距，更有几千年由来的思想文化包袱。因此，只有建立适宜于创新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才能从铸就辉煌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最终进入创新文明。
（三）心学对于儒释道的继承与发展
易学：从简易、变易到不易。《易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源头，包含了对立统一、阴阳互根、阳逆阴顺、此消彼长、物极必反等规律，和这些规律经过千年沉淀和积累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等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易学的核心是把握好对《易经》“易”字的三解，即“简易、变易、不易”。所谓“简易”就是最简朴最原始的自然状态 ；“变易”就是万事万物处于循环往复的变化之中，事物的运动规律；“不易” 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易学与洞见的关系，就是指导人们从事物的原本以及千变万化之中，找到不变的东西。
道家：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道德经》之《道经》开篇，既是对“道”的认识论，也是最典型的洞见论。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家与洞见的关系，就是追寻思索事物存在、运动、发展的规律，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同时“无为而治”，按照规律与自然成长机制做事。
禅宗：从渐悟、顿悟到神通。禅宗讲究从渐悟、顿悟，最后到神通，体现为一个人的悟性——想象力、洞见力、创造力。所谓“渐悟”是指经过内心空灵状态下，长时间思考而领悟；“顿悟”是指对于一件事物或道理，因为某种因素或缘由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神通是悟的结果，自由、自觉、自在。禅宗有一首流传广远的话，“佛在心中莫浪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只向灵山塔下修”，说的是佛在心中不在身外。修禅的目的是突破迷妄，使隐藏的活力得以自由地展开，让内心一切创造的动力得以自由的发挥。创立苹果的乔布斯是个佛教徒，他认为很多富有洞见、创见的产品，其灵感来自于禅宗的影响。用《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话讲，“他的激情让他很难实现真正的涅盘；内在的平静、内心的平和或者说为人的圆润这些禅修者的特质，并未在他身上有所显现。
心学：知行合一中超然洞见。有位学者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知”，既不是“命题之知 ”(Knowing-that)，也不是“能力之知 ”(Knowing-how)，而是“动力之知”(Knowing-to或者Moral Knowing-to)”。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心学中“知行合一”的思想对于洞见力的启示，不是通过理论的理论、文献得文献，而是更具实践与体验，寻找理性上与道德上的支持，合适的就用、就做，不合适的就提出新的理论或者不去做。
（四）心学伦理与新经济精神之大义
应该说，新经济在经济形态上，无非就是创新经济，更直接地说就是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更替过程中，以创意为原点、以创业为源头、以创新为灵魂的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的本质是人本经济，核心是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创新价值、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目前所讲的“创新驱动”之核心，恰恰也是对人的价值驱动。因为越是新经济，就要越创新、越创业、越充满创意，而这些东西的源头恰恰是“人”本身这种最革命性的因素。所以在新经济条件下，需要将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挖掘、释放、延展和挥发，这就需要更为解放人的伦理体系。如果说儒教强调整体方法论，是一套强化威权、抹杀个性、以上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那么心学的核心在于崇尚个体方法论，形成一套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当前，创新驱动的实现不仅要强调创新主体的核心作用，还要增强创新意识与精神，更要遵循创新发展的方式方法。“心学”不像是儒教给予每人戴一顶“帽子”，在文化上宣扬人与人生而不平等、传播中规中矩的方法论，而是强调每个人的心学，只有每个人具备“独立人格”，才能发挥出不同的创造力、积极性、能动性或价值，这是心学最能体现新经济精神的地方。在“心学”面前，不但要心大，心学中的追求“成圣”，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有多大的梦想就能做多大的事；还要敞开心扉，就是开放，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开放；更要“我心光明”，心是创造性的源头活水。心学强调“知行合一”的方式方法，就是随心所欲、心动即行，或者叫做“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用现代意义来看，是“认准了就干”的创业精神，是“研发与产业化相结合”的创业模式，是以创业带动创新、以创新铸就事业衍生产业。因此，心学最大的现代价值是崇尚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心学伦理；最大的当代精神是无中生有、有破有立、心动即行的创新精神；最大的人格魅力是志存高远（成圣）、独立人格、知行合一的品质品格。
（五）心学的现代意义是新个体主义
进一步解释，心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不但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还强调意念的、道德的力量的约束性、受动性；不但强调主观自塑的心态、心境、心胸，还强调客观产生的气质、气度、气象。譬如“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之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不论心、意如何，要有良知、要去格物；“独立人格”强调的个人的独立性；“知行合一”不是单纯的理论与实现相结合，也不仅是想的、说的、做的要一致，在于有价值导向的知行合一等。
心学不是单纯的个体（人）主义，也不是超体（人）人主义、泛体（人）主义，更不是利己主义，而是立足个人、个体强调整体、集体的新个人主义。一般而言，“个人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被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并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与将个人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向对应。那么，这个“新个人主义”的“新”体现为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中寻找统一性的所在之处，体现为每个个体、个人的自我优化实现整体的、集体的系统优化，立足个体又超出个体、甚至超出集体行动的理性与品格。
三
中国改革开放奇迹背后的潜逻辑
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来看，心学代表了新个体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新个体主义不仅具有较大的现代意义与全球价值，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潜逻辑。
（一）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现实实践中,总会遇到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从个体、微观、行动出发研究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结构出发研究和把握个体、微观与行动？这两种对立的路径就是“方法论个体（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是方法论个体（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两种路径都被证明存在各自的困境和局限。
方法论个体（人）主义强调对社会现象最深层的考察必须归结到个体和个体的行动，社会及其结构只是个体行动建构的结果。整个社会、结构最先是由原始的、孤立的、没有任何共识的个体和个体的行动而建构起来的。个体由于包含了足够的丰富性，从它出发就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最终将还原的终点置于个体的心理结构和意向性能力，而这便是个体的理性。局限和困境是集体决不是个体的简单之和，集体形成中生成的许多东西都不能从个体行为中推论出来，社会、集体和集体理性并不能全部还原为个体、个体行动和个体理性，个体活动和个体的理性追求也并不能必然地导致社会和集体的理性状态。
方法论整体主义刚好相反，更加强调从社会、集体、结构来理解个体和个体行动，认为有关社会的事实不能还原为个人的决定、态度和性情，社会整体是一个真实的整体，是使个体的描述具有意义的基础。个体和个体活动完全是由先在的社会和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集体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如果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很容易出现不同的决定论，个体的独特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被忽视了，个人成为集体机器的螺丝螺帽，尤其当整体主义的方法与某种权威结合时，容易导致专制与极权。
（二）有限理性演化与致命自负构建
方法论个体（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各有长短，除了做系统性、战略性、结构性思考的时候用方法论整体主义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突出方法论个体（人）主义更能体现对个体的尊重与长久的活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个体（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面寻求统一性，两者关系就像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与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机制一样。与这两种方法论相适应的便是两种理性，这两种理性也是跷跷板的两端，存在着对立统一，而且需要找到对立统一。
哈耶克在研究知识社会中提出，个人并不需要完备的知识，借助市场机制即可形成和扩展社会秩序，这意味着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而非设计”的结果。这种自发的秩序与设计的秩序，后来被区分为“生态理性”（亦称“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哈耶克认为，“建构理性”是一种事先精密计算，试图对社会秩序进行“设计”的理性，而建构理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最终导向的必然是“通往奴役之路”。因为个人知识的不完全性、局部性、分散性和异质性，使得人类无法集中处理整体性知识，因而也就不可能建构社会秩序。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将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分别简化为完全的建构理性（人为设计）和完全的演化理性（自然演化），而忽略了“完全建构”和“完全演化”是两种极端，正所谓“完全建构理性将理性诉诸全知全能的个体选择，而完全演化理性则将理性诉诸无所不能的自然选择，这都是因为没有对个人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力量做出恰当的限制所造成的”。无论是用理论的眼光，还是实践的验证，我们并不能完全排斥所有的建构行为，整体的、集中的建构作为“致命的自负”无异于将大家“通往奴役之路”，个体的、分散的、分布的建构是必要的。正如当前所形成的共识一样，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建构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最基本的价值——自由。
（三）中国传统思维及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凭什么能够抓住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化发展机遇，用四十年走完很多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原因解释很多，但根上在于一定文化传统条件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其精神。如果说东方式思维更加注重形象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螺旋思维、模糊思维以及整体方法论主义，那么西方式思维更加强调抽象思维、分析思维、逻辑思维、直线思维、实证思维以及个体方法论主义。在整体方法论主义下，形象思维使得中国人更具有想象力，系统思维使得中国人更具有穿透力，直觉思维使得中国人更加灵敏，螺旋思维使得中国人能在矛盾的对立中找到统一，模糊思维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拘一格，而这一切恰恰更适宜新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正如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提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只有灵敏、精深、博大和淳朴，才能更好地抓机会、抓到机会、用好机会。硅谷是华人最早登陆的地方，128公路地区是欧洲人最早登陆的地方，两地的历史差异有可能是造成两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差异原因。也就是说，128公路是以波士顿为核心的，波士顿的重要特征是爱尔兰人烙印，爱尔兰文化传统是天主教的，重视教育、精英，这就使得128公路地区是美国学术最发达的区域，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也有局限性就是精英、保守和不开放。与之相比，硅谷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硅谷强调全球链接能力，是全球典型的移民城市。在移民城市的条件下，产生了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文化，进而促成了硅谷创新创业文化的发育。
（四）心学作为历史文化拐点的意义
在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创新文明的发育与演进中，“无农不稳”的农业文明是压制个体的，“无商不活”的商业文明是突出个体的，“无工不富”工业文明是弱化个体的，而将工商融为一体、快速迭代的创新文明是激发个体的。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农抑商”的政策传统，前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在农业文明的领先，但也决定了在近代史上没有形成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之相应的“科举制”等系列政策又造成缺乏近代科学的发源基础，进而导致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屈辱被动。在这个文明发育残缺不全的历史演进中，中国的传统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譬如人家是先有“家”再有“国”，我们是先有“国”后有“家”；人家是“企业家的政治”，我们是“政治家的企业”；人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我们强调特殊国情、中国特色。中国以往传统或者历史惯性的劣根性，就在于该讲整体主义（公共责任）的时候他要发挥个体（人）主义（包括市场机制），该讲个体（人）主义（个人权利）的时候非要突出整体主义。
很多人认为心学是主流之学、大一统之学——儒学新的高峰或者新儒学的代表，这是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的。贯穿中国历史社会的长期惯性是用农业文明产生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伦理体系来管控所有阶段与文明的发展，导致经济一直在螺旋上升，政治与文化徘徊不前。农业文明产生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伦理体系，主要就是儒家一整套强调整体方法论，突出威权、抑制个体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而心学之所以是中国历史社会、思想文化的拐点，根本在于重建了一套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
（五）新个体主义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方法论个体（人）主义、演化理性、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构建理性、集体主义作为两种范式，对立统一产生的新个人主义将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与民族长效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活力与源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多人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核心在于开创了一种混合的制度系统，这种混合的制度系统有意或无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了民众有尊严、有产权、有渠道、有机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让更多的人成为人权主体、产权主体、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以个人产权、资产、财富的放大实现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这种混合的制度系统几乎可以理解为，方法论上虽然是以整体主义为主为体，但事实上以个体（体）主义为用；从建构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演化理性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建构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四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与发展经验，也表明产权的本质是人权社会属性的延伸，只要让人有产权、有资产、有财富、有更多的收入自然会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只有产权、资产、财富、收入以及精神归属得到更大的满足便逐步有了人权、自由等等。未来第二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就是将这种混合的制度系统从无意到有意、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支持新个体主义，以人的解放与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实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四
新个人（体）主义与新经济秩序
只有重新认识心学才能重新认识新经济秩序，只有走出儒家伦理才能走出历史文化局限，只有强调新个体主义才能实现南北方文化弥合。
（一）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以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提出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此时，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这也是新经济发展的原点。新经济的本质是人本经济，核心是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创新价值、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而经济秩序的核心，恰恰也是对人的价值驱动，最终将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挖掘、释放、延展和挥发。实际上，《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成书的背景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大论战，反映的是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演化理性与马克思方法论整体主义、构建理性的体制之争。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从经济制度到经济形态是遵循个人主义的，但在新经济条件下，更需要从经济形态到经济制度的个人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需要研究《个人主义与新经济秩序》。
（二）新经济更需要方法论个人主义
我们现在所讲的“新经济”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更直接地说就是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更替过程中，以创意为原点、以创业为源头、以创新为灵魂的新产业、新业态。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这种新经济形态所需要的“秩序”，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取向，对经济秩序或者制度安排做出应有抉择，同时在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又该具体怎么办。尽管方法论个人主义饱受争议，尽管中国的传统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但在新经济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致命自负的构建理性与整体主义、乃至极权主义，而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因为越是新经济，就要越创新、越创业、越充满创意，这些东西的源头是“人”本身这种最革命性的因素。“尊重”就意味着“创业者有其股”、“创业者掌其股”，“挖掘”就意味着人有更多的自主权、处置权、收益权，“释放”就是实现各司其职、人尽其材、各显神通、通力合作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新经济秩序就是让人的价值得到最充分尊重、挖掘、释放、延展和挥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和。这种总和，按照不同层面，可能是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按照不同界面，可能是思想的、文化的、制度的、政策的、组织的、环境的，所有这些内容也构成了新经济秩序创新的主要方面或主攻方向。
（三）走出儒家伦理历史惯性及局限
中国的传统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譬如人家是先有“家”再有“国”，我们是先有“国”后有“家”；人家是“企业家的政治”，我们是“政治家的企业”；人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我们强调特殊国情。这股暗流虽然适应了农业文明、乃至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到了新经济时代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和精神魔咒，使得自上而下在思想上、战略上、制度上、政策上、环境上较为被动。进入新经济时代，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历史惯性的劣根性及文化暗流，至少在经济发展层面要更加崇尚个体方法论，形成一套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这不仅要强调创业创新主体的核心作用，还要增强创业创新的意识与精神，更要遵循创业创新发展的方式方法。
（四）中国新经济秩序创新的三层面
在中国新经济秩序的创新面前，核心是“三个层面的三个问题的三层关系”：微观是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反映的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核心是企业端如何建立完善新经济意义上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政府端如何通过相应的财税金融政策、科技政策等，让企业在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方面的配置更加优化；最终实现创新资源、产业要素流向创业创新、产业企业，并通过高水平创业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中观是产业组织方式创新，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功能，用好市场培育的加法、产业规制减法、产业组织的乘法、产业生态的除法；最终实现不同产业、行业、地区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跨界融合发展，不断涌现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宏观是创新生态环境转换，反映的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核心是强化社会契约，实现依法治国；建立混合体制，释放双创活力；建立服务政府，实现公共治理；破除思想钳制，加快思想解放；最终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获得优先、超额回报。
（五）从南北方文化裂痕到文化弥合
现在有一种共识，就是中国的地区差异、文化差异并非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某种意义上，未来代表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想，不再是黄河中下游的而是长江中下游的。黄河虽然叫河，但根植于黄土，代表的是农耕文化或农业文明；长江虽然叫江，但源远流长，是上善若水的水文化，贯通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
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四十年之交，有人提出了“新两个凡是”：凡是国有经济比重高，私营经济比重低，市场作用被限制，强转发弱市场，政府干预多，计划经济色彩浓，历史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彻底，社会抚养费征收狠，多年不给没户籍的上户口，不折不扣并层层加码落实中央各部门前后互相矛盾乱七八糟文件，环保拆违一刀切各级扩大化，城市往外撵人，人口往外流出，与农民抢地厉害的地区，经济都在下行；凡是国有经济比重低，私营经济比重高，强市场，市场发挥作用大，政府干预少，计划经济底子薄基础差，历史上计划生育执行的不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少，对中央各部门前后矛盾乱七八糟各种文件创造性选择性和层层减码执行，环保违建不一刀切而手下留情，城市不往外撵人，人口愿意往那去，容忍农民以地为本和为基础创业的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就好一些。东南沿海之所以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及未来，在于这里是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的发源地与前沿阵地。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依靠大国企的发展模式，也不是资源垄断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由从创业经济到民营经济、从市场经济到生态经济、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等所构成的活力经济。民营强调的是个体，创业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生态强调的是政、产、学、研等共生共荣而不是自上而下；外向经济的是出口导向，开放经济强调的全球资源配置。
五
从新经济看中国经济增长大周期
过去的生产方式之争，是伴随特定意识形态以及产权结构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更有资源配置效率。现在的经济形态之变，是走出意识形态并立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之变，事实证明新经济更有创新创业活力。在这两大历史性争论与转变过程中，一个一度使中国自近代史以来没落并在改革开放以来重生；一个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创新全球化条件下面向未来的经济版图、经济秩序与治理结构。
（一）过去的生产方式之争争在哪里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强调自由市场这张“看不见的手”，不仅通过价格的信号机制决定生产与消费的供求机制，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成为经济学开山之作。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承”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便出现。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解读那种植根于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贪财剥削的哲学，而是在诚实、信用中建构起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是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延展的文化逻辑。伴随约翰·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思想基础上，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出现关于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论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他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出发，指出基于构建理性的政治经济主张是《致命的自负》，难免《通往奴役之路》。
这些理论上的立论与争论，更多地强调了两种经济体制与运行模式的矛盾对立而不是两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背后的演化理性与构建理性、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等跷跷板的两端，仍然没有找到不同方面的侧重与系统性的均衡。无论是历史的检验还是大家的选择，都对于这些理论上的争议予以验证和回答。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极权主义下，不但“通往奴役之路”，还一夜之间塌陷；美国在自由市场体制条件下，对内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对外形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之路与霸权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等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均衡点。但不论怎样，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统一的，市场是基础性的、计划是辅助性的；资本主义最大的本质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历史体系，而是一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优化分工交易的生产（组织）方式。只有通过群体性的市场试错才能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尽管需要一定的政府作用去弥补市场失灵和培育市场。如果问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最大的红利是什么？我想不仅是对外全球化，更是对内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重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通过增量培育盘活提升了存量。
（二）当前的经济形态之变变在何处
相对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全球经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方向转变、而且越变越快的讨论，更是缺乏时代敏感性与洞察力的，但也有不少著述来描述这一深刻的变革。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践阶段（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当然亦有人按照生产力发展阶段，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信息社会，这个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乃至目前所说的智能社会普遍被认为是新经济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新经济新规则》中，阐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创造的新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的十个新规则，诸如蜂群比狮子重要、级数比加法重要、普及比稀有重要、免费比利润重要、网络比公司重要、造山比登山重要、空间比场所重要、流动比平衡重要、关系比产能重要、机会比效率重要，新经济思维的感觉越发凸显等。萨利姆·伊斯梅尔在《指数型组织》中归纳了指数型组织的若干属性，虽然这些经验性的认识是缺乏规律性判断和认识的，但加强了人们从工业经济的滚动增长、线性增长到几何增长、指数增长的思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指出未来社会，国家的繁荣将源自于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创业，将提供新的经济活力，则是对新经济发展根基做出了判断。
如果说从计划到市场的生产方式之争还伴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规律使然。这个发展阶段，就是上述对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与认识；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与产业变革大破大立历史交织下，产业运动规律从分解、融合到跨界。在这个分解、融合、跨界过程中，有一个从一维到二维再到三维的发展结构与发展形态：一维产业就是以传统工业为形态的，二维产业就是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三维产业就是与智能科技紧密结合的。当前一维产业在被改变，二维产业被瓜分完毕，三维产业伴随大数据驱动、硬科技创业的底层架构在加速生成。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形态的全面优化升级将比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体系的构建完善更重要。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强调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新体系；那么在新经济条件下，将更多的需要强调经济形态，再往下就是产业业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经济形态之变是在生产方式之争基础上的，是走出意识形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层级的。因为新经济的本质是人本经济，核心是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创新价值、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而新经济秩序的核心，恰恰也是对人的价值驱动，最终将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挖掘、释放、延展和挥发，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三）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大周期
原本在这一块更多地想说《未来中国的世界秩序》，但显得过于在一个上升阶段不谦虚以及个人“信口雌黄”，所以采取用大历史的角度看待大的周期，进而分析中国在这一过程所产生由内到外的新秩序。费正清教授主编了一本书叫《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新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与可预期的范畴内，在新的思维方式、游戏规则、经济形态、分工合作条件下，形成适应中国或中国引领的世界秩序将成为必然。中国人以往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体制机制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以至于在近现代史上从近代科学、现代工业、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方面都一团糟；但从工业文明向创新文明与新经济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体制杂交的混合模糊、发展阶段与新兴市场等反而能够超越各方面羁绊。计划与市场的生产方式之争涉及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所以在生产方式选择上无论是受几千年的历史惯性影响还是几十年的体制机制影响，中国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发展红利。但在特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经济形态之变，没有更多包袱，反而更多的能把个体的、民间的主体性、创造性、活力释放出来。
现在大家都讲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如果用新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四十年完成有些国家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会得到更加自信的结论与更加普世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全球最大的创造，都在于开创了一种混合的政治经济制度系统，使得政府与社会、计划与市场、专制与民主、法治与人治、公平与效率逐步找到侧重点与均衡点。尽管这种混合的政治经济制度系统还有很多理论上、实践上、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的问题，但是这种模糊与不确定性将发展的空间与改革空间、创新空间有意无意地进行结合，激活并体现了新兴市场的发展活力。这种经济社会秩序不但具有普适性，尤其对于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而且还能形成从内到外的新经济秩序与治理结构，进而能够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中国世界秩序的建构。
（四）心学在经济增长大周期的作用
这些年我们国家为了提升软实力、软影响，在国外花重金搞了不少“孔子学院”，实际上不太受欢迎，尤其近几年出了很多关门的现象。原因很简单，不简单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与文明冲突，而是因为这些伦理学说不具备能够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更不能够引领全球最新发展潮流。我甚至以为，中国应该将不太受欢迎的“孔子学院”统统改为事实上更具有现代意义和全球价值的“阳明学院”，因为阳明心学代表了新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精神和气质及普世价值。
儒教近似于愚化是因为儒教强调整体方法论，是一套强化威权、抹杀个性、以上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鼓吹心学是因为心学的核心在于崇尚个体方法论，形成一套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当前，全球进入创新全球化发展新阶段，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是全球的新增长方式，不仅要强调创新主体的核心作用，还要增强创新意识与精神，更要遵循创新发展的方式方法。在个人主义上，“心学”不像是儒教给予每人戴一顶“帽子”，在文化上宣扬人与人生而不平等、传播中规中矩的方法论，而是强调只有每个人具备“独立人格”，才能发挥出不同的创造力、积极性、能动性或价值。在意识形态上，不但要心大，心学中的追求“成圣”，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有多大的梦想就能做多大的事；还要敞开心扉，就是开放，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开放；更要“我心光明”，心一定是创造性的源头活水。在方式方法上，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随心所欲、心动即行，或者叫做“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用现代意义来看，要么是“认准了就干”的创业精神，要么就是“研发与产业化相结合”的创业模式，最终是以创业带动创新、以创新铸就事业衍生产业。
结语：
总而言之，心学最大的现代意义是崇尚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的心学伦理；最大的当代精神是无中生有、有破有立、心动即行的创新精神；而最大的全球价值是志存高远、独立人格、知行合一的品质品格。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重要发展奇迹的潜逻辑，还要成为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新逻辑。希望未来影响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想，不再是黄河中下游的而是长江中下游的。只有心学，不但使得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淡化冲突，还能站在新经济发展的高度，从现代意义、当代精神与全球价值等，成为全球新经济新文化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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