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 损己利人的生育与完整的社会结构

绵续种族假如是造物的主意,他还得另用一项法宝来使人类就范。这项法宝,在我看来,是在把人们结成社会,使每个人不但是个生物的个体,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个个人的生存不能单独解决,他得依靠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引起了种族绵续的结果。

——费孝通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卓越学者。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曾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教学与研究。

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等。

损己利人的生育与完整的社会结构

(选自费孝通《生育制度》,标题为编者所加)

损己利人的生育

我在上文中已经说明,在我看来,性的需要和种族绵续的需要是两回事,虽则相联,但是可以分得开的。我在本书中所要分析的生育制度是从种族绵续的需要上所发生的活动体系。可是在说到种族绵续是要用文化手段来保障之前,我得先说明种族绵续并不是满足性欲的副产品,因为我在以上两节中已经讨论过,人类有能力跳出从性爱到生殖,从生殖到抚育之间的生物机能的连环。若没有了社会制裁,人类既然能够脱离生物机能的连环,他们种族的绵续也就失去了自然的保障。若是种族绵续是人类个体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为维持个体生存计,必得另外设法保障种族的绵续了。于是我们看见有不少文化手段在这上边发生出来,总称之作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

我时常这样想:文化是人类用以来满足需要的人为工具,若是有一种需要可以由我们机体天赋的生物机能来满足,我们在满足这种需要时也就不必再加上人为的工具,换一句话说,不必再有什么文化了。譬如我们有呼吸空气的需要,我们有天赋的呼吸机能足以应付,就不必再发生文化设备,直到有用毒气来作战时,口罩才成了呼吸所需的工具。同样理由,我认为若是种族绵续真如一辈本能论者所谓是我们生物机能的表现,我想在人类社会中也就不必有生育制度来规定人们怎样求偶、怎样结婚、怎样生孩子、怎样做父母等等一大套麻烦的规则了。我们从没有听见过有地方有规定人走路得用两条腿来移动身体的规则,正因为用腿走路是生物机能。在已有的生物机能上加一条社会规则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说,我们在昆明每条大路上都有“行人向左边走”(后来又改作“车子靠右边走,行人靠旁边走”)的牌子,正表明不但行人有在右边走的可能,而且有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我们看见社会生活中有生育制度也就可以知道人结婚而不生孩子,生了孩子不认账,不但可能,而且确有这种对社会不利的事实。这些决不是生物机能所能保证的人类行为的通例。生育制度的内容也决不能是一些人类本能的行为了。

到这里为止,我只从消极方面入手说明种族绵续是人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发生种种活动,形成我在这里想提出来分析的生育制度;可是我还没有说明为什么种族绵续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接着我就得讨论这个问题了。

种族绵续之成为个体生存的条件,不但不很显然,而且在生物基层上,种族绵续和个体生存实在可以说是相矛盾的。即在人类里,若忘记了人是靠社会得到生活的,单从一个人的私利上打算,这矛盾性是很清楚的。两者矛盾是因为种族绵续是从牺牲个体生存上得来的。营养和生殖处于相克的地位。有些生物学家把前者作为自私行为,后者作为爱他行为,因为在生物基层上说,营养是损人利己的,而生殖是损己利人的。

动物的营养显然是损人利己的。它们不能靠无机物来营养,因之,我们可以说,它们的生命是以毁灭其他生命来培养的。可是生殖却刚刚相反。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做父母的尽管把孩子看得如何着肉,但毕竟不是自己的肉;孩子对父母尽管觉得怎样体己,但毕竟不是自己。孩子的生活既须父母供养,在父母说来总是自己的牺牲。且不说单细胞生物,在生殖过程中,母体一分裂就失去它的存在,也不必提那种蜘蛛在性交之后,雄的照例要丧失生命,即以我们人类来说,孕妇的痛苦,临盆的危险,哺乳的麻烦,自是无法掩饰的事。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左);三联书店,2021年(右)

彻底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就得设法避免生殖。我想厌恶生殖的苦修和禁欲主义多少是在想解脱这种自我牺牲的根源。维持得住自我的完整和自由的该是一种无性生活。梁漱溟先生曾说:“一个人的生命究竟还是完全无所不足的。此意甚深。高明的宗教,其所以持禁欲态度之真根据,即在此。他是有见于生命的完全无所不足而发挥之,在别人谓之禁欲,在他则不看是如此。他之所以反对男女之事,乃是反对自己忘记自己的完全,失掉自己的完全。人在生理上虽然好像不完全,其实不然;每一男性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女性,每一女性在心理上生理上亦都有男性,只是都偏一点——都有一点偏胜。”两性的分化,使个人成了一个不完全不自足的部分,确是人生种种矛盾的起源。社会和个人的对立,灵肉的对立,天上人间的对立——根本上不还是这营养和生殖的对立吗?梁漱溟先生把生命的完整寄托在个体,使他想在排除性别,归元于无性,以达到完全无所缺的境界。他的企图里同时也消除了时间的因素。若是个体的完整能超出于时间的巨流,此种打算自可成立。但是常暂的问题一发生,生物免不了死亡,个体的完整只是暂时的,死亡也成了这种完整的威胁了,求得了还得失去。

弗洛伊德却看到生物基性里就有生的冲动和死的冲动。在初层上,生死是相克的,但是死的冲动也有它积极的性质,那就是性的行为,生殖的结果。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到了个体的死的冲动正是种族的生的冲动,以个体的死来成全种族的绵续,以两性的分化来成全社会的完整。在时间里,初层的矛盾不见了,只有成全。

在没有意识的生物中,人己的成全只能说是上帝的巧妙安排,从性爱到抚育一一用了生物机能加以连锁住。在为己的行为中轻轻地插入一项性欲,生物们一贪片刻的欢娱,造下了三生的孽债,将错就错地把种族绵续了。种族绵续决不能说是个体所要求的,而是性的满足中不经意的生理结果,这巧妙的安排在人类中,如我在上文所说,很有失去效力的可能。绵续种族假如是造物的主意,他还得另用一项法宝来使人类就范。这项法宝,在我看来,是在把人们结成社会,使每个人不但是个生物的个体,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个个人的生存不能单独解决,他得依靠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引起了种族绵续的结果。——让我把以上几句简单的话从长申述一下。

社会完整和新陈代谢

我们不妨先假定个人的基本需要是生存。单为生存,人也许可以像低级动物一样,一切靠个体去经营。若这是可能的,人类的生活也一定简单得和低级的动物差不多。可是我们尽管还不满意目前的享受,和低级的动物比一比,总可以踌躇满志了。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高出于其他动物这样远的呢?最直截的回答是人类大大地利用了分工合作的经济原则。换一句话说,人类组成社会,社会给了人类现有的生活程度。

人不能单独谋生活已是一句极普通的话了。可是这里所谓单独并不只是数目上的形容词,因为单是人数的增加,并不能使人得到生活上的便利。一个人不能谋生,多几个不能谋生的人在一起,还是不能谋生。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有水吃。”这说明了个人生活所依靠的不是任何别的个人,而是各个人之间互相配合别人行动的分工体系。这体系使各个人的力量不是抵消,而是相成相加。

配合各人的行为以实现分工合作的利益,说来是很容易,事实上却有很多困难。甲乙两人若要合做一件事,他们一定得互相了解对方所要的是什么,将要怎样做,希望自己做什么。简单说来,他们得互相会意。人和人要能相互了解、相互会意却十分不易。这里有一条生理机能上的鸿沟。每一个人是一个自足的生理单位,他的神经系总是及肤而止;他能感觉得到的只是这个单位,对于别人是痛痒不关的。一个人永远不能直接感觉到别人的痛痒,了解会意又从何说起?因之,社会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人类发明了共同象征的时候。语言是一种最重要的象征体系。我们在相同的象征中约制我们的反应,使我们能从这些象征推己及人,用自己的感觉来推测别人的感觉。

即使我们已有了会意的机构,行为有了互相配合的可能,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得临时和别人配合行为来达到满足欲望的目的时,我们的生活又不知要变成怎样简单了。因之,在基本生活上,我们总得预先定下个分工合作的结构,每人依他所处的地位,按着指定要做的事去做,哭笑都不能错。有了这被生活相关的人共同接受而且遵守的结构,我们每个个人才可以整天做着一件特殊的工作,不愁全部生活不能获得满足。大家的生活能健全进行就靠了社会规定下分工合作的结构,所以我说这个结构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

魁阁时期的费孝通

社会分工合作结构的式样,各个社区可以不同,但是这结构却必须是完整的,必须能答复每个人全部必须依赖于别人来满足的生活需要。譬如,每个人都要吃饭,若是有人可以不必自己种田,自己煮饭,那就必须有人替他种田煮饭,而他所做的工作也必须就是能满足种田煮饭的人的需要,而且可以因为他做了之后,自己可以不必动手的。不论一社区的分工合作结构怎样复杂,各项工作不但要能加得起来,而且须等于全社区每个人生活的总和。各项工作所需的人员也依着全社区生活需要的总和而规定的。举一个例说:一个社会里有多少人自己不煮饭的,也就必须要有多少代别人煮饭的人(数目的规定得看煮饭的技术)。在一个都市里,有多少饭馆,就决定于这地方有多少人是不煮饭的。这并不是出于某种权力的统治,而是由于经济原则的活动结果。假如一个地方只有一百个人自己不煮饭,天天都得上饭馆的,每个饭馆能招呼二十个顾客,则这地方可以有五个饭馆。现在若有人另外又添了五个饭馆,每个饭馆只能有十个顾客,每个顾客所担负的费用却增加了,因为他们要养活加倍的煮饭的人数。人是有经济打算的,这些顾客会集中到五个饭馆里去,付出较低的价钱,得到同样的伙食。其余的五个饭馆不能不停办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社会的分工合作结构是受经济原则的支配,从事于某项工作的人数,在一定的技术下,是有一定的。

分工合作结构,包括各种职业的分配,在纸面上是一个空架子,并不是个实体。实体是在这结构里工作的人。一个个人把这结构充实了才成一个生活的单位、一个社区。我们可以用戏剧来作譬喻:《霸王别姬》中有虞姬这个角色,若是没有了梅兰芳或其他演员把这角色扮演出来,这出戏是无法上演的。戏文还可以清唱,实际的生活却不能清唱。社会职务必须有人坐实了才能发生作用。因之,让我再说得更确切一些,个人生活所依赖的不是社会分工合作结构的空架子,而是按着这结构活动的一辈人。社会结构既然要完整才能发生常态的作用,则每一个社区的结构总得包含最低限度的人数。于是人口在这里就有了它的重要性了。

社会分工结构靠着人发生作用,可人是不能永远生存的。他不久就要死去。当然,从个人的立场看,他一死之后,正可以不必管天下兴亡了,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死后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困难,他大可不必过问。可是在他未死之前,若是别人一批一批地死去,社会分工合作结构的完整性不能维持时,他的生活也就会发生困难。这些活着的人却不能不关心别人的死亡,他们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保持社会的完整性;他们既不能强人不死,或是约定在同一社区里生活的人一齐死,就不能不把死亡给予社会完整的威胁加以免除。这里才发生生育制度。

和个人生活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完整,在这生死参差的人间谋社会的完整,就得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于是社会一定得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构,使死者尽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世来填补他们的遗缺。新人物的供给,依我在上文的分析,在人类里并不能完全靠自然的保障,所以得添上人为的保障了。这个人为的保障就是生育制度。

供给新的社会分子是生育制度的任务。社会分子这一词是指一个能在社会分工合作结构里担负一定职务的人。这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一个孩子要长成一个社会分子须有长期的教育。生育制度中就包括着生和育的两部分。生殖本是一种生物现象,但是为了要使每个出世的孩子都能有被育的机会,在人类里,这基本的生物现象——生殖,也受到了文化的干涉。我在以下的几章里就要说明人类怎样用文化手段去控制这生殖作用,使这生物现象成为社会的新陈代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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