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思想学派迸发、社会结构大变局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理论。他们认为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包括孔子、老子、柏拉图、苏格拉底、耶利米和释迦牟尼在内的众多人类精神导师均诞生于这段岁月里。
早期人类文明远隔千山万水，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出现了“共振效应”，这其实与当时亚欧大陆地缘环境、各文明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密不可分。虽然地球上的陆地广泛分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但真正能够承担起人类文明起源的地方却集中于北纬30°到北纬40°的水源充沛地区，这些集中分布于亚欧大陆及北非地区的文明区域因此拥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理气候特征。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轴心时代的文明共振效应，是因为这些相距甚远的文明因为类似的因素，分别发生了社会结构的大变革，从而刺激了文化思想领域的爆发。那么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人类文明又是如何步入思想文化大迸发时代的呢？
城市定居文明模式的多元化
约公元前1200年，多利亚人南侵希腊半岛，此时的迈锡尼文明早已泯灭，希腊半岛由此进入混乱不堪的黑暗年代。此时的商朝正处于武丁盛世的后期，然而由于过于苛责的神权统治体系，导致外服方国屡屡叛商并交战，从武丁开始直至商亡也未曾断过。终于到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牧野之战建立了周朝，掀翻了商的神权统治，建立了更具普世意义的天命观。在商朝的神权统治概念里，商族是天命所归的君主，商人为了祭祀、祈求永远地保佑自己，经常大规模用对外战争掠夺来的外族作为祭品，周改变了这一点。在周朝的天命观中，受到上天庇佑的只有周王一人，谓之为“天子”，此外天子不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还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从此，一种全新的“君权天授”思想取代了先前商朝的“君权神授”观念。
既然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周天子就必须考虑到天下各个族群的利益，因此在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大肆分封天下。正当周朝逐步完善分封建国体系的时候，大卫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太两个国家，并将统一后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然而正如商朝将自己全族视为天命所归的存在一样，犹太人崇信的犹太教同样将自己全族视作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也遭遇了与商族类似的处境。即便是强大的商朝都在周遭族群的反抗中灰飞烟灭，更何况仅仅占据迦南一隅之地的犹太人，最后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覆灭。
就在周武王姬发和大卫王建立丰功伟绩的年代里，正处于黑暗时代（即荷马时代）的希腊半岛形成了以雅典为核心的城邦体系，后来覆灭以色列王国的亚述（新亚述时期）也是在同时期走上崛起之路的。到了公元前8世纪末开始，亚述已经变成地跨亚、非两洲的奴隶制大帝国。与此同时，古希腊城邦林立的局面也已经形成，并且希腊人对爱琴海、黑海沿岸以及亚平宁半岛展开了大规模地殖民活动。至于周朝则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拥有和亚述帝国一样、名义上的诸夏共主“周天子”，另一方面却又具备了和希腊城邦林立类似的诸侯争霸格局。三种完全不同的整合模式，以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驾驭各自的地缘文明板块，体现了城市定居文明模式的多元化特征。
均势秩序带来思想爆发
在雅典成为希腊城邦核心的公元前800年前后，恒河流域进入了后吠陀时代，种姓制度开始、邦国林立的分裂格局造成了长期的动荡不安。此时包括希腊半岛、两河-尼罗河地区、恒河流域和华夏在内的四大文明核心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在希腊举行，以期缓解不同邦国之间的争斗。同年，秦襄公迁都汧邑，开启秦人入关中之始，并在随后不久的公元前772年犬戎入镐京之时，协助周平王东迁。此后，华夏进入春秋时期，齐、晋、楚、齐等国先后崛起，诸侯争霸不休。
在邦国林立、群雄相互制衡的均势秩序下，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不思进取者将遭遇衰落和被欺辱的命运。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现有的生产关系和相关政策已经落伍，在此背景之下，管桓改革（管仲和齐桓公改革）、初税亩改革、梭伦改革、来库古改革相继发生，并且因此涌现出诸多思想学说。同样受困于烽火连天的现状，恒河流域日渐兴起沙门思潮，沙门学说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精神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与爱琴海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相比，被亚述帝国囊括一体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由于缺乏内部均势竞争的压力而未能出现文化思想层面的爆发。当然，亚述的统治并不长久，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其疆域就被米底、新巴比伦和埃及分割完毕，这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以及南侧山麓-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是三块相对割离的地缘空间。但也正是因为亚述帝国的征服活动进一步整合了西亚北非地区，加强了该地区不同地缘空间的交流，也算是为后来波斯帝国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社会结构大变革的成因
前文提及的雅典梭伦改革和鲁国初税亩改革均发生于公元前594年，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导致生产关系和资产分配模式的不合理，这在中原表现为井田制度下的私田与公田的所有权和征税问题，而在希腊商业城邦则表现为私有产出所有权和贫富债务等问题。鲁国的初税亩改革极大的刺激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税收，被列国纷纷效仿。雅典的梭伦改革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贫富矛盾、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成为其他城邦效仿的标杆和雅典后来两次改革的基石。
在中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纷纷被诸侯承认所有权，各国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地方勋贵卿族的势力也在增长，并逐渐对包括鲁国、楚国、齐国和晋国在内的诸多诸侯公族造成掣肘之力。曾经长期与楚国称霸的晋国更因内部六卿制度而屡屡内斗，最终选择于前537年与楚国联姻，结束了晋楚百年争霸。为了继续制约楚国，晋国开始谋求扶持长江下游的吴国，而楚国则支援越国反制之，春秋时期进入了吴越争霸的最后阶段。
梭伦改革之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商业贸易城邦进一步扩展，并在整个爱琴海地区以及黑海、亚平宁半岛地区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工商业体系。后来吕底亚崛起于小亚细亚半岛西侧沿海平原与中东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低矮山地区域，并且降服了西侧的希腊爱奥尼亚人城邦。只是吕底亚并未要求被征服者改变生活方式，只是要求这些希腊城邦定期缴纳贡赋即可，故而双方并未发生激烈冲突。后来波斯帝国崛起，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并强迫半岛西侧的希腊人城邦改变生存方式，严重损害了爱琴海贸易体系下的希腊人利益，并最终在雅典的唆使下掀起了爱奥尼亚叛乱，成为波希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波斯帝国之所以强迫小亚细亚西侧的希腊城邦改变生存方式，是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帝国的君主，大流士一世为了巩固波斯人统治和君主专制体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希腊城邦如果延续以海洋贸易经济模式和贵族共治制度，将会损害大流士改革的推进，并影响“万王之王”的君主权威。虽然波斯帝国内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的伊朗高原和中亚经济较为落后，西部的两河流域、尼罗河以及小亚细亚经济发达，是帝国税收重镇，但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并且能够获得外部援助的就只有小亚细亚西侧沿海城邦一处地方了。波希战争中，波斯一方虽然人多势众、财力雄厚，但内部地缘板块分离严重、海军底蕴薄弱、后勤需要跨海供应，所以最终还是败于熟悉地形、海军强盛的希腊联军。
公元前481年，齐国卿大夫田氏杀齐简公，“专齐之政”。几十年后，作为晋国内部六卿家族的赵、魏、韩灭掉智氏，结束了相互倾轧的历史，并瓜分了晋国，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海军大捷，从此波斯由攻转守，并走向衰落。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围绕希腊霸主、“商本”与“农本”、专制与古风民主等层面的竞争，展开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因为存在被民意裹挟、制度僵化失灵、对盟友过于压榨等因素，雅典被迫于公元前404年向斯巴达投降，提洛同盟解散，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次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得到周天子正式承认，中原开始进入以土地兼并为主要特征的战国时代。
综上所述，由于存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缘板块的文明区域从公元前8世纪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整合模式，但都加强了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其中春秋时期的华夏文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以及吠陀时代晚期都出现邦国林立的均势秩序，激烈的争霸引起了改革风潮和诸多思想学派的涌现。结合自身的地缘、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华夏进行了初税亩改革鼓励耕种，雅典进行了梭伦改革促进工商业发展，波斯进行了大流士改革稳固统治，并因此进一步深化了社会结构的大变革。
所以，人类文明之所以会出现思想学派集中爆发的轴心时代以及“文明共振”特征，是需要从地缘、经济、政治等多层次寻找答案。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随着城市定居文明（包括农耕和商贸）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政策与经济结构不搭配的情况，这也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文明新一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