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信秦始皇立扶苏？新出土的西汉竹书告诉我们不能只信《史记》
《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的10月，秦始皇东巡时突然病危，他临终之际交待了扶苏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突然而没有预兆的遗嘱给了赵高和李斯操作空间。赵、李两人完全违背了秦始皇的临终所托，矫诏立了最小的儿子胡亥为秦皇。
这个记载成了两千年来人们对秦朝延续的定论，即秦始皇临终时立长子扶苏为太子，却被赵高和李斯串改为胡亥。
可是，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中的《赵正书》竹简中，发现了和《史记》记载相反的内容：
其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赵正书》的记载，说明立胡亥确实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这是个和《史记》不同的记载，它提醒人们，对《史记》不能毫无保留地完全信任。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认为“由于《赵正书》竹简的发现，关于秦始皇之死，我们已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面信任《史记》的记载了。”
虽然有和《史记》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史记》。
只是，两个矛盾的记载，让秦始皇到底是想立扶苏还是胡亥就成了一个谜，要解开这个谜，首先要了解并分析一个现象，即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的现象。
一、秦始皇没有早立太子：一个违反常规的现象，
秦始皇以前，各代秦王对储君的定立都比较早，因为秦国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秦献公以前，由于储君经常改变，造成君臣不稳，朝廷混乱，因此自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以后，就开始早立储君。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时期，更是注重储君的定立，在秦昭王四十年时，太子死了，他立刻在第三年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而安国君还没有成为秦王时，就立了异人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异人更在吕不韦的影响下，还没有返回秦国时就立了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为自己的继承人。
因此，早立储君成了秦帝国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可是，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到了秦始皇这里却没有得到执行，乃至秦始皇病危时才不得不临时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秦始皇本人英明果断，他的文武大臣们也都个个才高八斗，对秦国的各项政策，从最新制订到推行执行无不周全又富有活力。可是对秦国早已成为习惯的早立太子之事反而悬而未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更何况，秦始皇本人已经经历过弟弟成蟜的叛乱，嫪毐的叛乱，这两次叛乱的根源都在于下一代的名分未定，秦始皇和他的大臣们不会不明白早立太子的重要性。
结果，秦始皇死后果然出了问题，他的小儿子胡亥成为皇帝，总让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
在早立太子的问题上，秦始皇有着大的漏洞，难道对这个大漏洞，一向治国严谨，一丝不苟的秦帝国上下都浑然不觉吗？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有这个今天我们看似的漏洞存在，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二、秦始皇面临一个比立太子更重要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土地扩大了，手上又有一批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的文武大臣，如何安置？
这时，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希望仿效古人继续周以来的封建制，分封子弟功臣为诸侯，另一派是以仆射周青臣为代表，希望将各诸侯的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使得天下紧密团结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之下。
仆射周青臣的意见得到了丞相李斯的支持。
郡县制和封建制，在秦始皇心里是一个大势所趋的改革，他必须强力推向大一统的郡县制，可是信奉周制的儒生们反对，于是秦始皇先进行了焚书，继而又进行了坑儒。秦始皇的这两个事件又遭到了大公子扶苏的反对。
扶苏是具有儒家情节的公子，他经常向秦始皇直谏，而且为人有儒家“仁”的风范，被认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又注重民心，这都是典型的儒家做派，也因此使得扶苏在秦始皇二十几个儿子中最有声望，很多学者都认为，一旦扶苏继承了秦始皇的皇位，很可能就改变秦国信奉的法家，而改为儒家治国。
对秦始皇这次焚书坑儒，扶苏再次在秦始皇面前直谏：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苏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担心引起天下不安，破坏稳定局面。
如果只是普通的焚书坑儒事件，扶苏表示反对，秦始皇不会发那么大的火，因为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而且在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扶苏是可以将秦国从战时体制转为和平体制的最佳人选。可是，在扶苏反对这一事件的表面之下，秦始皇看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对郡县制的反对，秦始皇必须严厉整治。
其实，无论郡县制还是封建制，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家的统治，在这点来说，秦始皇和扶苏意见是相同的，关键是两人对郡县制和封建制哪个更有利于皇家统治有不同看法，区别在于法家秦始皇和有儒家倾向的扶苏两人价值观的不同。
扶苏信奉的儒家根本价值观是“人性本善”，而秦始皇信奉的法家，乃是“人性本恶”，这样的区别，成了两人矛盾冲突的根源。
对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争论，最早起源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刚统一六国时期，当时丞相王绾等奏请封建始皇诸子为王，他的依据有两个：
第一：新收复的国土如燕国，齐国之地距离秦国太远，推行封建制便于管理；
第二：遵循周朝的传统。
王绾的意见遭到李斯反驳，李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周王朝的封建制结果，是下属各诸侯争相诛伐，因此要避免重蹈覆辙，就要实行郡县制，各王子和功臣们都吃朝廷俸禄，感受皇恩浩荡。
封建制和郡县制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大臣们和皇帝之间权力的大小，封建制中大臣们是诸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而郡县制中是皇帝给大臣们发工资。做为雄才大略又有铁腕的秦始皇来说，他上任之初以及灭六国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手下那帮军功集团坐大。
而秦始皇手下的文武大臣们，也正都在跃跃欲试，想做诸侯，一时间，双方的博弈显得非常紧张。要求实行封建制的大臣们更推出秦始皇的儿子们，因为封建制最受益的就是秦始皇的儿子集团。而秦始皇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们参与其中。
秦始皇害怕儿子们掺和进封建制的军功集团，这不仅会改变秦国将来的专制集权，甚至改变自己的现行的统治，因此他必须表明立场，对任何反对郡县制的行为都坚决予以打击。为此，秦始皇和李斯多次配合，先由李斯反对封建，再由秦始皇表示支持李斯，这让朝廷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因此赞成封建制的集团已经有所收敛，可是，让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扶苏挺身而出表示反对。
扶苏的反对，只能有两种可能：
第一：扶苏对政治不敏感，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只是一个有儒家倾向的书生；
第二：扶苏代表着主张封建制的集团，他为这个集团强出头。
如果是第二种，扶苏就是有意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来反对秦始皇，这就有了两重含义，扶苏背后有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是反对秦始皇的。如果让扶苏成为太子，会有什么后果？
这是秦始皇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将扶苏外派到上郡去做了监军。
三、秦始皇对扶苏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秦始皇将扶苏外派做监军，也是有争议性的问题，有人认为秦始皇是让扶苏得到历练，让他掌握兵权，以便为继承做准备。
要明白秦始皇将扶苏外派是锻炼还是惩罚，可以看看后面发生的事。
秦始皇三十七年，这一年秦始皇东巡，他留下了石刻铭文：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秦始皇利用铭文，再一次重申了自己坚决实行郡县制的决心。以秦始皇的气魄，他对郡县制的决心如此之大，对反对郡县制的扶苏，就不可能进行妥协，也就不太可能让扶苏继承自己的事业。
道理很简单，秦始皇是要自己的江山传至万世，他认为能江山万代的基础是郡县制，而封建制是乱政基础，扶苏要实行乱政的封建制，两厢选择，谜底自然就揭晓。秦始皇要选择有利自己江山万代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一定不是主张封建制的扶苏。
对扶苏外放的目的，《汉书》中也记载很清楚：
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
明确说明了扶苏是“不得立”，也就是秦始皇不立扶苏。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也说：“案古大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
说明秦始皇将扶苏外放，并不是让他锻炼为继承做准备，恰恰是将他彻底从继承人的人选中排斥出局。
如此，就可以得出秦始皇为什么迟迟没有立嗣的结论。
在秦始皇心里，最初确定的继承人就是扶苏，因为扶苏是长子，而且在二十几个儿子中表现最优秀，秦始皇需要以优秀的扶苏来安抚被统一后的六国百姓。可是秦始皇着手推动郡县制后，发现扶苏站在主张封建制的集团一边，他不得不将继承人的事情放缓下来，他要用时间来观察扶苏，希望扶苏能够改变，可是将近六七年的时间里，扶苏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扶苏的态度让秦始皇选择继承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之前是想用扶苏安抚统一后的六国百姓，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成了能否贯彻郡县制。
在贯彻郡县制这个问题上，扶苏不但不能成为秦始皇的帮手，反而成为秦始皇的障碍，因此秦始皇决定不用扶苏，将他外放。
对秦始皇的外放，扶苏自己心里也心知肚明，当他收到被赐死的诏书后，很服从地就要自杀。蒙恬对他说可能有假，让他先问问真假。可是扶苏说父亲要儿子死儿子就必须死，还有什么要问的。
很多人对扶苏的这一行为不理解，认为是傻。其实，正说明扶苏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已经做好了秦始皇让他死的准备，因为他和秦始皇的矛盾是关于国家体制的根本矛盾。再者，秦始皇让胡亥和自己一起东巡，很明显就是要立胡亥为自己的继承人，扶苏已经被放弃。
秦始皇的东巡不是游玩，而是向六国故地的百姓们宣布他实行郡县制的决心，在这样的政治目的之下，他带上了胡亥，用意很明显，就是像天下告知，他的继承人是胡亥。
事实上，相比扶苏，胡亥也更接近秦始皇的理念，因为胡亥的老师是赵高。赵高精通狱法，是典型的法家做派，他调教出来的胡亥，也是刻薄少恩，信奉人性恶，这点和“少恩而虎狼心”，也信奉人性恶的秦始皇非常相似。
因此秦始皇弃用扶苏而立胡亥，应该是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