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玲：解读神经症现象之四：谁在强迫我（四）【上】
（4）被自我的良心和责任所强迫
良心和责任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们最不陌生的东西。可它们对有一类人——强迫症、抑郁症患者来说，却如陌生的暴君一样严酷地迫害着他们的身心。
我们并不陌生，许多抑郁症患者最后受不了抑郁的折磨而自杀，许多强迫症患者被“强迫反强迫”折腾得不能过正常生活；但令人陌生而惊异的是，文明的良心和责任为何要施虐文明人？
关于强迫症者究竟被“谁”强迫之现象中，除了我们读到的是被自我的创伤记忆、固执观念、个性自负所强迫外，还有深藏内心的自我良心与责任，在强迫他们追求永远追求不到的完美与自由。
解读良心的施虐性，得先说说良心是什么。说这些又不得不引用权威人或先哲们的思想，因我也有仰视权威的情结和怕指责的心虚。通常情况，为放肆语言助威，似乎找一些“理论靠山”是比较有底气的安全策略（有点像精神分析说的高级防御）。
有关良心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较经典的有，亚当·斯密斯的观点“人对他人的感情，对他人赞成或不赞成的反应是良心的核心”；尼采认为“良心根植于自我肯定，根植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弗洛姆论述到“人道的良心，是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发展其作用的行为、思想，能产生一种内心赞成和正直的情感。权威主义的良心，是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律令、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等内化了的声音，它的力量根植于对权威的惧怕和羡慕的情感”；弗洛伊德说“权威主义良心就是超我”。
弗洛姆和弗洛伊德两人，对良心是怎样形成的及良心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对良心具有破坏性的基点，定位在根植权威主义意识，且权威主义良心跟罪恶感相关。
他们认为，良心之所以成为暴君，是因人内心的罪恶感，是罪恶感让人活在自我谴责的牢笼中。
我觉得，“权威主义良心”理论很符合说明中国文化下的良心形成了 ，但“罪恶感”很不符合国人心理，即便中国是最讲集权或权威主义的民族，但又恰是最缺乏诚信与信仰的民族，因此有人即便干了邪恶之事，都不足以构成罪恶感，我们从“毒奶粉”“豆腐查工程”，以及盛行“假冒伪劣”之现象可以证实。
罪恶感是跟邪恶相连，只有犯下伤天害理之事并有感亵渎高贵信仰之后才有的心理。因此我认为，罪恶感只适合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或中国人中的强迫症患者而言，确切说与良心相关的是“愧疚感”和愧疚之下压抑的怨恨情感。
举一普通例子：18岁的旺娃，高三，他称自己患强迫症有半年了。每天被琐碎想像所纠缠，如别人说句“你小子心不在焉，是想爱人啦？”就会对这句话反复琢磨，有时盯着桌上的书就会对“书”的摆放、价格等做无限联想，一发不可收拾。为此严重影响学习和睡眠，极度担心考不上大学。我问，“依你目前实际成绩，能考上什么大学？”他说“若不是强迫思维，我肯定能考上重本。”“你即便有强迫思维，依现在的成绩能考上普通大学吗？”“能够的”，“那你是不接受读普通大学？”。旺娃非常沮丧地谈了许多，他进初中以来都是重点班的尖子生，若是不能读重本，他会深深内疚，觉得愧对父母、愧对老师，在同学面前肯定抬不起头；如果因强迫思维影响到一般大学都没考上，那真没脸面活了。
对失落的态度，他不是说没勇气活，而是说没脸面活，这是强迫症者过分良心（雄心）的反映——死要面子。他们厚重的面子是一捅就破的自尊，为了必须活得体面，雄心迫使他们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同时，得谨慎别人给不给面子，非常辛苦地活在别人给的自尊里。
像旺娃一样的强迫思维很多，在分析中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1)将预设的“不好后果”归咎于强迫症状，并为消除强迫症状不懈努力；（2）很清楚自己的痛苦是钻进了“控制不住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的恶性思维怪圈，但很不清楚其根源在他们有过分认真和自负的强迫症性个性；（3）比较承认自己内心的不安与焦虑，但绝对否认自己追求完美与完善，或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受自我理想（良心）所驱使所强迫；（4）在他们的过去，都有着比较辉煌，或优秀，或受宠，或骄傲的体验与经历，如今并没有他人施加压力，而只是自我对自己的要求和对自己的不满。如旺娃说“父母原来对我的要求高，现在他们一点不强迫我学习，也不要求我读什么好大学，说只要好好学习就是好样的，只要我快乐就行。可我觉得，不上好大学就不算好样，就快乐不了！”
是什么让一个人对“好”如此执著呢？
一个人若放弃不了强迫症状，本身就是对症状执着。但一个人决不会喜欢症状的，因此执着症状仍然是表征，它背后的某种情结或欲望执著，才是固着症状的核心动力。精神分析认为，人坚持的每一种症状，都象征某种被压迫的愿望。人有任何病症，都是可以解脱他成为不了他想成为的人之痛苦。因为惟有病症才是无能达至目标的最合理托词。
当然，固着症状的获益是无意识的。如旺娃的强迫思维表现，就足够残忍了，因它无法让人清晰地面对现实任务，这无疑使内心“理想我”十万火急！所以凡困在症状里的人，会把全部精力投向思索和铲除症状，而根本不会感觉内心有什么良心（超我）焦虑，不会认为是“理想我”在强迫他履行良心的责任——决不做不行的人。
强迫症患者都是执著“好”的人。他们为何要执着好呢？只有早期太多认同他人给的声音，有太多履行他人要求与希望的体验，才可能在内心内化来自各方的权威意识，我们可称它为内隐性权威。如旺娃说“父母并没强迫我学习，是我自己觉得不上好大学就不算好汉，就不会快乐”，这是因他内心有个“父母意识的我”，随时可发出“你必须好”的权威一样的声音，也随时能感觉“若不好”则会丧失什么的恐慌。如今，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的强令、非公平竞争的残酷，都代表着外在隐性权威，他们以充分的情感方式“为了你们前途”表达着对孩子厚重的期望。新一代的独生子女，有着比上辈人更强的“权威主义良心”。
自我的内隐性权威就是“理想自我”。它的形成主要来于人幼时的两条路线：一是关系环境里充满了“应该、要求、赞赏、荣誉”等代表好的意识行为，这种情形下，孩子体验的是受宠、成就感、无所不能等好的感觉，这些体验足以成就一个内心完美的自我，并可成为执迷赞赏、荣誉的动力；二是关系环境充满了“应该、严厉、否定、贬损、惩罚”等代表坏的意识与行为，这种情形下，人所体验到的是无能、自卑、恐惧、愤怒等不好的感受，这些体验同样会成就一个内心完美甚至更强大的理想自我。因为人往往是由缺陷产生欲望，因逆境生发斗志的。
两种路线的命运，有娇好的也有不幸的。我们解读的正是不幸的那种，所为被自我理想（良心）所强迫的神经症者。那么，良心在怎样情况下才施虐呢? 答案只有一个，人“一意孤行”地想成为被接纳被赞赏的好人，或“一根筋”地努力避免做被孤立被瞧不起的劣等人，良心才会疯狂地施予他夺取高位的重任，然后在任重道远的路上，他不自觉地沦为自我良心的奴隶，并毫无自我地强迫自己承担起良心的责任。
人的心理结构中，自我理想（良心）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关键，是看它的强度，和它是否包含自主性的东西，即尼采的那种“良心是你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我们发现，大多数强迫症者是没有真正自我的人，他们的良心装满“道德、正义、纯洁、正直、真理”等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也恪守着这些内心标准。其实，问题就出在他们的恪守与固执。
分析强迫症的固执个性会发现，他们深重的愧疚来自未取悦人、未满足自我理想，因此心理积攒着自责自恨，同时又极端克制对己和对人的愤恨。比如一位年轻人，因强迫撕纸张而求询，他说在他童年有两件挥之不去的恐惧事情（阴影）：一是父母吵架，父亲把母亲打得半死；二是在河边跟女孩子玩得太晚，父亲跑来拽住我又吼又骂，我好恨他啊，当时我恨不得跳河死给他看算了。似乎自我理想（良心）天生就负有压抑敌意和攻击性的任务。但一个人越是克制对外部的攻击性，其攻击性意象越多，自我理想反对自我的攻击性就会越强，长期无法正常表达敌意情绪，愤怒将转向对自我的攻击。这位年轻人的强迫性撕东西，正是他对父亲（或权威）仇视的转移性发泄，一种长时期自我伤害感的敌意表达。
由此可说，压抑愤怒，是递增神经症患者强迫感的又一动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