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洋芋疙瘩

记得吃洋芋疙瘩，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改革开放没有几年。人们的生活很艰苦，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那时候，外出打工潮也还没有吹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人们都窝在村子里抄白纸（古法造纸），修理地球。往槽水里找生活，向土地要效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因为缺乏粮食，人们拼命地种庄稼。不仅种近处的，远处的，高山上的也种，田边地角，坡坡坎坎都种，种一切可种的地方。种洋芋、种包谷、种花豆、种黄豆、种荞麦、种高粱、种水稻、种南瓜、种菜……种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一块地里，往往不只种一样庄稼，而是根据土地的肥瘦，进行套种。比如，肥一点的地里，种了洋芋后，种包谷、大豆、黄豆。秋收后，又种上白菜、萝卜。瘦一点的沙沙地，种了洋芋后，点些黄豆，秋收后撒些荞麦。总之，不土让地闲着，人闲地不闲。

那时候，大人小孩也都勤快，整天难得呆在家里，不是在地里，就是在去地里的路上。乡间的小路，走得明晃晃的。路两旁的野草，砍得干干净净。地里土边，打理得清清爽爽。庄稼，也要薅两道，不留一蔸杂草。

家家都喂牛，除了犁土，还能踩粪。煤灰也留着，拌点大粪，就是很好的底肥。也烧土皮灰，地里铲得干干净净的，土皮灰里拌上大粪，能节省不少化肥。

那时候，离家两三公里的洼地大坡、扎营坡，还有家背后的黄家山林的沙面地，全都种上庄稼。种包谷、种洋芋、种黄豆、种荞麦。因为挨着山林近，庄稼常被山雀、野兔、耗子糟蹋。对于这些精灵，父亲无可奈何。

父亲将家背后的一个长满灌木的山坡开荒出来。开始种洋芋。过了一两年，套种黄豆。后来，又套种包谷。父亲还在土坎上种些杉树。几年时间，杉树便成林了。在父亲的精心打理下，那个满是沙石，只有七八分地的山坡，能产十几背洋芋，一百来斤黄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够吃。那时候，村里家家吃的是包谷饭。能大米饭的人家，算是“大户”。我们要吃上大米饭，只有生病的时候。母亲会撮上小半碗米，淘洗干净，蒸饭的时候，放在甑子底下焖熟了，给生病的孩子开小灶。

因为饭不够吃，家庭主妇们便变着法子维持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比如，吃了一顿包谷饭，煮一锅洋芋，就是一顿。或是舀上一碗甜酒和水烧开了，滚些高粱团倒进去煮，吃高粱粑粑，也是一顿。

母亲除了做高粱粑粑，做得最多的就是洋芋疙瘩。洋芋疙瘩的做法简单。将洋芋洗净（不去皮），剁细，洗去淀粉，滤干，将苦荞面裹在洋芋表面，蒸熟即可。

洋芋疙瘩下菜，泡汤都不好吃。最经典的吃法是用油干炒。舀少许猪油，烧热了，将洋芋疙瘩倒进去，炒热了，加入盐巴，泼点辣子水，再炒上几铲，油焙洋芋疙瘩便可以出锅了。如果加入点葱花，那就非常完美了。

苦麦的味道融进洋芋里，闻起来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吃起来，特有嚼劲，满嘴回甜。我们几兄弟，什么也不用下，就可以吃上几大碗。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我们也不再为吃饱饭而发愁。但是，对于洋芋疙瘩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我知道，我思量洋芋疙瘩，更思量的是母亲。

如今，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远一点的地，都丢了荒。就是村子周边的地，有些也丢了荒。家庭主妇，也不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而绞尽脑汁。

现在，人们不会为吃饱饭而发愁。相反，人们发愁的人是因为营养过剩而产生的“富贵病”。那时的包谷、荞麦、高梁等粗粮，在如今却成了香饽饽，受到了吃惯了白米酒肉的人们的追捧。

时过境迁。以前猪吃的所谓猪草，现在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野菜馆。但是，这些变迁迁母亲都无法看到了，也无法想到。母亲的记忆，只停留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岁月里。

我不知道，洋芋疙瘩是不是母亲的首创。但是我肯定，以后不再有人做洋芋疙瘩。母亲远去了，岁月也远去。

母亲去世时，我才十四岁。对母亲的记忆，只是一些生活片断。洋芋疙瘩，也许是母亲留给我童年的还算清晰的一个片断吧。

（载于《纳雍报》2018年10月26日第1879期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