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胡裕树：在继承和创新中前进的语言学闯将

【学术档案】胡裕树（1918—2001），语言学家。笔名胡附，安徽绩溪人。194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49年调入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同时还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科“七五”规划评审组成员，中国修辞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和上海语文学会顾问等职。作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在汉语词类划分、句子分析以及汉语运用等方面有诸多重要开拓，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一书中。1980年代主编华侨汉语教材《今日汉语》。对辞书编纂事业也作出了贡献，是《辞海》编委兼语言文字分科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兼语法修辞分支主编、 《汉语大词典》编委。

在很多中文系学生眼里，枯燥的语法课特别容易让人打瞌睡，但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复旦校园里，却有这样一位很会讲课的先生，普通话不算标准，带着点皖南口音，有些刚促，临末往往柔和，矜持又有趣味，让听者精神抖擞、睡意全无。他就是胡裕树，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语言学这片田地里，即使耄耋之年“老慢支”缠身，还梦想着能再出一部语言学著作。

深有自知之明，一边教书一边学习

1918年7月，胡裕树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这个在当时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文风颇盛。他没上过私塾，一开始就在胡姓自办的私立学校胡氏小学读书。国文课除了学“大狗跳，小狗叫”之外，还要学些文言文和古典诗词，这同他后来选读中文系不无关系。小学毕业后的胡裕树，离开家乡百余里，在省重点学校徽州中学读完了初高中课程。

考入安徽大学那年，正值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烽火一下子燃遍大江南北。学期末，因为日军迫近安庆，学校停办，胡裕树便回家乡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来又当了两年中小学教师。

战事的频仍和清贫的家境让青年胡裕树的求学之路走得颇为曲折。1941年，他进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习，两年后又转入暨南大学。在暨大，胡裕树跟随许杰等学文学，跟着方光焘学语言学，尤其是方先生“观点新颖，特别是能把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用于指导汉语研究，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很感兴趣，也下过一点功夫”。

1945年毕业时，因留任暨大古典文学的教辅工作，胡裕树没有继续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最初研究先秦文学，后为刘大杰赏识，转攻唐宋文学，写过《论唐代的边塞诗》等学术论文。上海解放后，暨大裁并，胡裕树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当时系主任郭绍虞的指导下，开始讲授大一国文和理论文，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改教“语法修辞”，从而正式开始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工作。但“头重脚轻根底浅”，深有“自知之明”的胡裕树一边教书，一边向郭绍虞、陈望道等先生学习，还经常写信向在南京大学的方光焘请益。胡裕树坦言，就是这些著名的前辈学者把他领进语言科学大门的。

倡导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

胡裕树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修辞学、辞书编撰、对外汉语教学等多个领域。当然，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成就最为卓著、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譬如，他继承并发扬了广义形态理论，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句子分析理论，与张斌等一起创建了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等等。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为肇始。19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在上海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而方光焘先生提出的广义形态，就是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从结构、构造、关系来沟通词法、句法。胡裕树作为方光焘的学生，学术上受其影响极大，他继承并发展了广义形态理论，指出不能把西洋语法关于形态的观念硬往汉语身上套，从而把汉语的形态限制在狭义形态的范围内。胡裕树十分重视汉语广义形态的地位，认为广义形态是区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汉语里词与词的结合、虚词、语序等都属于广义形态，同时强调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不是对立的，狭义形态包括在广义形态之内。

1950年代，汉语语法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当时的语法学界还掀起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中国语言学者借鉴苏联语言学界的观点，认为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主张区分汉语词类时应该采用词义与功能并列的双重标准。而一篇署名胡附、文炼的论文《谈词的分类》则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关注，在《中国语文》发表并收入中国语文丛书《汉语词类问题讨论集》，不久更是被苏联语言学权威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翻译发表。作者首次明确提出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并指出苏联当初提出“词汇·语法范畴”本意在于说明词类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谈词的分类》一文在理论上的鲜明和分析上的通透，令汉语语法学界印象深刻。

“胡附”“文炼”即是胡裕树和张斌的笔名，两人相识于1952年的“华东区抽调部队机关干部升入高等学校补习班”，都是补习班的教员。因有着广泛的语言学修养和志趣，两人从此开始学术合作，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俨然一段佳话，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便是《谈词的分类》。两人合作的最后一篇论文《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2000年，次年11月，胡裕树逝世。

翻阅文献不难发现，胡裕树对广义形态理论还有不少创新研究，他并不以广义形态理论解决了汉语词类问题为满足。他认为研究汉语形态要从汉语的具体情况出发，按照汉语自己的特点找自己的形态，还将这一观点升华到语言学理论的高度，指出其他语言也存在着广义形态。

胡裕树曾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历史。在继承和创新中前进，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继承，创新难免成为无根之木，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故作尖新；没有创新，继承往往成为墨守成规，使学术之树枯萎而导致学科的衰亡。”这一治学理念在他继承和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问世后，并未对修辞学的对象、特征等作理论回答。1959年，胡裕树、张斌、林祥楣（笔名林裕文）合著的《词汇、语法、修辞》不仅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等作了解释，还阐明了修辞和逻辑、语法的关系，在修辞知识普及任务繁重、理论非常薄弱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此后到1980年代的二三十年间，胡裕树多次在纪念《修辞学发凡》的座谈会上，梳理、分析陈望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修辞的历史经验，并发出了创新修辞学的号召，“当年望道先生正是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成说，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才给修辞学界带来焕然一新的景象的。今天，修辞学要打破长期沉寂，停滞不前的局面。也必须有一批敢于冲破陈规的闯将……”

从1979年担任语言研究室主任开始，胡裕树即全面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这个修辞学基地的作用。1981年，在其主编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现代汉语》中，增加了修辞部分。在1982年调任中文系主任后，胡裕树仍然指导与关心研究室的科研，一方面组织研究室人员集体攻关，撰写《修辞新论》、修辞学史，推动语体风格研究等；另一方面也多角度促使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多作贡献，辐射全国学界。在宗廷虎看来，陈望道逝世后，其修辞学思想的影响大大超过生前，这里面，胡裕树应居头功。

胡裕树重视方法论、理论，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善于继承和批判。在他看来，语言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已有的某些说法可以帮助思考，但不能代替今天的再思考。“把以往打破惯例而得出的结论当作新的固定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就是我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探索中得出的一点经验。”

“三个平面理论”是胡裕树首先提出来的，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1981年，他在《现代汉语》（增订本）里谈到语序问题时，提出“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看法，开始萌发了这一思想；1982年在和张斌合写的《句子分析漫谈》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从语序到虚词到句子成分都需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者去加以研究，思想日渐明确；1985年胡裕树、范晓合写的《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更鲜明地提出了“三个平面理论”，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引起汉语学术界极大反响。1994年，胡裕树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对“三个平面理论”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论述，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

“三个平面理论”的精神实质，胡裕树曾给出明确答案，即“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语法观念甚至语言观念上的变化。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将促使人们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汉语语法规律和现象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描写和解释”。这一理论拓宽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语法研究的内容，使得语义研究系统化，在促进汉语语法学的科学化、现代化的同时，也解决了长期困扰语法学界的一些理论问题，如主语、主题、宾语的划分界定等。诚然，作为一种系统、完整而明确的语法观，“三个平面理论”是在众多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一种升华，很多学者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胡裕树曾说：“如果说三个平面的学术思想有可取之处，那是大家的努力，绝不是什么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胡裕树无疑是这一进程的领跑者和指导者。

胡裕树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现代汉语》已经有1962、1979、1981、1995年等几个版本，迄今印数已达140多万册，蜚声海内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生学子，不仅长期在国内众多高校使用，在海外也有翻译本。关于教材的编写，他指出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编写语法教材的基础，所以“语法教材必须利用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现代汉语》的核心部分“语法”由张斌执笔，在析句方法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可以看做是两位先生把语法研究的新成果运用和体现到大学语法教学中去的努力。晚年，胡裕树深感这本教材已经不能跟上当前学术的发展和丰硕成果的积累，认为应与时俱进加以革新。但觉得自己年老体弱已无力修改，所以寄希望于后来者能“立足于汉语的语法实施，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完善汉语的教学语法体系”。

为对外汉语教学作师资培养和储备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胡裕树先后担任复旦中文系的副主任和主任，以及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同时又是汉语语言教学与研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卓有成效的践行者，始终没有离开过汉语教学。而曾作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顾问的胡裕树，也可谓是老一辈语言学家中最早从事和开拓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者之一。陈光磊回忆起自己1957年进入复旦大学时，就有几位日本同学和他们一同上胡先生的课。胡裕树不仅开创了复旦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同时也为其后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并培养了一批专职教学人员。

1965年，外交部首次分派大批越南留学生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原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接纳了两百多名留学生。胡裕树当时兼任复旦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负责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为了达到“通过一年时间，要让学生进入专业（本科）学习”的教学要求，作为中年教师的胡裕树大胆任用指引新人，有许宝华、汤珍珠、徐志民、陈晨、秦湘、叶盼云、刘裕莲等，还特地请来北京专家做指导，通过集体备课、观摩教学、超前班实验、编写教材、制作教具、语言实践等方式充分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使之各展所长。

受“文革”影响，这次对外汉语教学被迫中止，但是胡裕树的劳绩为后来复旦成规模对外汉语教学的展开提供了经验，尤其是作了师资的培养和储备，包括之前的几位年轻教师后来都成长为教学主力和骨干。

1980年代国家又开始重视起对外汉语教学，胡裕树受命主编一套针对海外第二第三代华裔的汉语教材。在物色编写团队人员时，他认为除了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汉语工作者组成的队伍外，还应该有一名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员参加，这样或可增加教材的可读性。于是，1982年刚从复旦中文系毕业、面临着是否留任问题的胡中行，便被选入了《今日汉语》的编辑团队。胡中行后来回忆起和胡裕树先生的意外因缘时，不胜感慨，认为正是胡老那时的“一板”，拍定了他的人生。

胡中行所负责的第四册是一个故事集，讲一对华裔父女来中国的种种经历。胡裕树特地找胡中行长谈，强调“所编的故事，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教材写作，要在注意故事可读性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语法和词汇的复现率”。其间，胡中行用了一则苏东坡写对联讽刺势利老和尚的掌故，这样描述道：“老和尚一看，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顿时满脸通红，十分尴尬。”胡裕树审阅时，用红笔把6个感叹号全部圈掉，改成：“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在日后的一次闲聊中，胡裕树说：“标点源自古代的句读，根本意义在于断句，所以逗号句号基本足矣。有些文章又是问号又是感叹号，再加破折号省略号，弄得花里胡哨，实在是有失庄重。”胡中行坦言，胡老的提醒和醍醐灌顶的教导，甚或一些不经意的闲话，一直指导着他的写作，终生不忘。

《今日汉语》把结构教学与功能教学结合起来，力求两相融通，在当时颇具创意，这也是胡裕树“超前”的编写理念、思路和方法的体现，当年即被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第一批向世界推荐的汉语教材。即使后来不负责这方面工作了，胡裕树依然关注着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晚年还发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构建》等文章，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延续着他的学术情怀。

“我的教材不再修订了，以后就看你们的了”

在许道明眼里，1920年代以来，凡从安徽绩溪出来“捞世界”的读书人，大半都为胡适之是自己的小同乡而矜夸、得意，起码心头很滋润；但他印象中的胡裕树“非常实在，非常冷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学术、行政双肩挑，胡裕树忙如蜂蚁又如履薄冰，“拖着病弱的身子，期盼学业的长进，追求着学者教授的理想”。

胡裕树就是个文弱书生样，他在自传中也说道：“我呢，比较书呆子气。”其笔名“胡附”取自胡椒、附子两味温热药，胡裕树说自己习性偏于寒凉，宜补以温热，而张斌的性格就是偏温热的，他认为这便是两人能维持几十年学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容清癯、风度儒雅，讲话带点皖南口音，语速适中、语音清晰，待人接物“恂恂如鄙人”，很难将胡裕树和一系列发光的头衔联系起来。在后辈和众多学生看来，胡裕树没有一点“威”势，就是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老叟”。沈亚明依然记得1980年代《今日汉语》编写成员随胡裕树南下闽粤出差的一些小趣事。一天，几人闲步街边商场，一件男式马球衫被胡裕树相上了，“蓝灰素色，针织变换交错，纹理深浅有致，左胸前有只小小的袋鼠，绣工精巧，引人注目却不扎眼”。摊主报了个“天价”，几个年轻人把胡老拉到一边，现场教学砍价，但胡先生对速成缺乏自信，求助说：“你们去帮我把'小袋鼠’搞来！”后来两位青年教师出马，没花多少钱就买来了。沈亚明说： “胡先生当即套上，微微昂首，那很精神很满意的形象，我此刻闭目，仍在眼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邵敬敏不能算是胡裕树先生登堂入室的弟子，但在他眼里，胡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亲情与恩情一点不比正宗弟子差多少。1981年底，邵敬敏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和陆丙甫、陆致极等一批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学术沙龙“现代语言学”，自费油印刊物，经费相当紧张。胡裕树听说此事后，自掏腰包捐款资助。“胡师母没有正式工作，他家孩子也比较多，胡先生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富裕。”邵敬敏一直感念着胡老当年无私、慷慨的资助：“这不仅为油印杂志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无声地却有力地支持了我们这帮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成长，为语言学事业作出了默默的奉献。”

新千年伊始，风靡全国的《现代汉语》有两本，一本是黄廖本，一本是胡本，南北呼应，互存长短。当时的邵敬敏希望能突破旧有框架，组织团队编写一本新的现代汉语的大学教材。他跟胡裕树谈了自己的编书构想，并邀请其担任教材顾问，胡裕树一口答应并亲切鼓励道：“我的教材不再修订了，以后就看你们的了！”

胡裕树自1978年开始招收硕研，198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博士生。这些硕博学位获得者，曾经或正活跃在各个高校和学术团体中，他们又培养了不少学生。胡老曾为晚辈著作作序100多篇，可见他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并不限于少数人。

王希杰常常想胡先生是幸运的，因为很早就得到陈望道、方光焘两位大师的赏识，但是陈方二人的学术同中有异，胡裕树讲课和写作都得两面兼顾，这就必然妨碍了他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在和胡裕树的相处之中，王希杰时常能感受到他在做学问方面的种种顾虑，“如果他少些顾虑，成果必将更加不可限量”。

但正如胡裕树是陈望道和方光焘之间的纽带一样，或许在有胡裕树的地方，总是弥漫着仁者的气息、智者的心绪，所以才能让这位翩翩儒雅、胸容百川的学者一生从教，植桃李满天下。而“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断探索”也可谓胡裕树一直奉行的治学理念。

作者：于颖

编辑：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