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2
谕旨还没完。接下来，是高宗对泄密与结党的严厉指责。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弘历的小舅子，传说中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的父亲）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得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弘历翻脸不认人，就在这年年初，诛杀了最寵信的满洲大臣、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再给汪氏十个脑袋，也绝对不敢泄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三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继讷亲崛起的头号满洲亲贵）、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
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为此，弘历不惜自揭盛世的疮疤，将张廷玉和史贻直（资历、威望仅次于张氏的汉臣，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在他面前攻击对方的私房话，公之于世。他说，一直以来，史贻直就不断进言，说张廷玉哪够资格配享太庙。张氏哭求配享承诺时，就挑明了，是怕退休后，离开了皇上身边，史氏会肆无忌惮地诋毁他。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锋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得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撇开史贻直在配享问题上的是非不谈，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他轻蔑地宣称：“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
高宗不惜将重臣不和公之于世，除打击张廷玉外，其妙用之一，即警告史贻直，朕对你的私心，一清二楚。史氏要把张廷玉的退休，误以为是自己谗言的成功，只会自取其辱，朕将来把他也办了！公开张史之争的第三个妙用，即有意制造史、汪问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从而大权独揽。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不小心说了实话，不是因为泄密）。“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弘历宣判说：“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好歹还有平定苗疆的功绩，“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也就是按照皇上的指示起草文件，比较谨慎细致，不出错罢了。“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做了这样的铺垫，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底的这番大起大落，大概是张廷玉为官五十载中最跌宕起伏、最为凶险的一幕了。老先生一定在盘算，伴君如伴虎，早日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为妙。结果，聪明一世的他又错了。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
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他说，朕登基十五年了，在朝廷事务上，张廷玉不过随大流，“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对他宽容、礼遇，不过是因为他资格老，“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花瓶。
去年他犯了严重错误，“朕仍复加恩”，“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当何等感愧？乃仍腼然以老臣自居，并不知感”。今年三月，永璜年轻轻地就驾鹤西去。“甫过初祭”，张氏“急思旋里”，“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