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低调的唐代楷书高手，被米芾狂点赞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朝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上至帝王大臣，下到普通文士，皆能诗善书。楷书和草书代表了唐代书法的重要成就，尤其是楷书，为后世立下楷则，泽被深远。唐代涌现了一批楷书大师，因高峰林立，而遮蔽了许多楷书高手的光芒。裴休是其中一位名家，并不耀眼却书艺精湛。

《旧唐书》载，“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据考证，裴休只是生于河南济源，而祖籍是山西运城闻喜县。裴氏家族是世家望族，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显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

裴休是裴氏家族宰相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在唐代晚期位极人臣，勤于政事，心系社稷，而受皇帝及众多文士的推重。他也喜好翰墨之事，诗书皆有可观之处。此外，他还和佛教，尤其是禅宗关系密切，是虔诚的佛教徒。

围绕裴休这样的政治文化人物，流传许多逸闻趣事。例如，他幼年家贫，闭门苦读，极少出户，有一次兄长叫他吃乡亲送来的鹿肉，他拒绝道“疏食犹不足，今一啖肉，后伺以继？”（见《新唐书》）。从中可见他年少就立志坚定，不轻易动摇，笃定一事，决不改变。

裴休笃信佛教，和不少名僧大德交往颇深。他曾送子出家，就是民间津津乐道的“法海和尚”。

在唐代，裴休的书法就已闻名一时。《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强调他“长于书翰，自成笔法”或“书楷遒媚，有体法”。唐代书碑风气十分盛行，名公卿相，善书者时常题写碑铭。但随着岁月淘洗，许多碑刻早已不存人间。

《圭峰定慧禅师碑》

裴休书迹传世极少，仅存《圭峰定慧禅师碑》。它是裴休和高僧交往的见证，也是其杰出书艺的一次展现。

《圭峰定慧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简称《圭峰碑》。公元855年立，唐代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08cm，宽93cm，楷书，36行，每行65字。

碑文记载圭峰禅师生平，陈述其佛学思想历程。圭峰禅师，号宗密，俗姓伺，为华严宗第五代宗师，他为传承佛学以身作则，呕心沥血，实为一代高僧。裴休在文章中予以充分首肯。

《圭峰定慧禅师碑》

就文章本身而言，欧阳修评价并不太高，认为“其文辞事迹无足采”，但却推崇其书法，说“其字法世所重”。后人也恰恰是因其书写水平，而十分看重此碑。历代都有名家题咏置评。金代著名书法家赵秉文曾作《游草堂寺诗》五首，首篇为：“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老，惟有裴公无愧辞”，对裴休的书法推崇备至。

从书写风格而言，此碑是典型的唐楷风格，法度森严精谨，不能增损一笔，笔意在欧柳楷书之间。裴休的笔力整饬雄健，但又古淡清劲。

《圭峰定慧禅师碑》

裴休和柳公权是同僚，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柳公权的名迹《玄秘塔碑》是由裴休撰文，二人关系可见一斑。柳公权要年长于裴休，二者书风会存在相互影响的一面，裴书多取法柳书，已历历可见。也正因为此，裴柳书风的异同，常引来争议。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载：“《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听合无间。大达法师裴撰文，而柳书之。此碑则柳题额而裴书之。两碑微言奥义，非精于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于一手，窃讶裴之书又何以神似柳，既而豁然悟日：此碑亦裴撰而柳书，特书丹时并题裴疑耳。”

裴休《心经》（传）

叶昌炽因裴柳书风近似，而怀疑《圭峰定慧禅师碑》是柳作，而托名为裴休所书写。也许，这样的怀疑符合常理，却并未接受严格的风格分析检验，而只凭直觉就下断语。通过与作于柳书诸碑对比，发现柳书的筋骨外露殊为明显，直逼心目，而裴书较为洒落轻松。所以米芾《海岳名言》评：“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米芾非常讨厌柳公权的拘束，而赞扬裴休的自然。裴休的书法并非完全臣服于柳公权，虽取法柳书，而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裴休的书名在后世远不如柳公权，大概原因是：一，因为风格面目确实不如柳之强烈，柳书更易让人印象深刻；二，传世书迹极为稀少，后人极难得一见，更不必谈师法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