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一）。《送李愿归盘谷序》别出奇径，跌宕起伏，造语脱俗，朗朗上口，“兼用偶俪之文，而非偶俪之文，则哲匠之妙用也”（清刘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全文503字，虚托李愿之口讲出的话竟达327字，自己赠言只100字，既赞扬了李愿的归隐，歌颂了隐者的高风亮节，又避免了溢美之嫌。一些文章通篇自己说自己，不懂借他人之口说出自己所想，自喜突出自己，实则拒人千里之外，有碍自己主张的传播。李愿归隐的盘谷是韩愈的故里，又为李愿的话感动，为李愿作歌赠言，“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并在歌的最后表示“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明理是劝李愿归隐，实则表露出韩愈自己对隐居的向往；但写此文时韩愈刚来长安求官不久，并未下定决心归隐，只能借李愿归隐间接表达自己的满腹牢骚和退隐之心，个中微情妙旨，亦动人心弦。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二三”（宋方岳《别子才司令》），不如意时不能全部倒出心中“牢骚”，即使平时也须做到“真话不全讲”（季羡林），当然，须要做到“假话全不讲”。“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读《送李愿归盘谷序》，必然会对李愿描述的三种人印象深刻，“愿之言”326字全在刻画这三种人，也因李愿比较这三种人后才决心归隐盘谷。韩愈浓墨重彩、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三种人物的形象。第一种人，用力于当世者（权贵者）。这种人“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手握重权，飞扬跋扈，养尊处优，生活荒淫，名为“大丈夫”，实则是“国贼禄蠹”。对这种人，李愿的态度如同士大夫一般，是“无非乐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韩愈用168字刻画第一种人，着墨最多，希存托第二种人的可贵之处。第二种人，不遇于时者（隐士）。这种人远离官场，过着安闲自在的生活。这种人追求4个境界：一是穷居野外，升高望远，濯泉自洁；二是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三是不求有誉在前，但求无毁于后；四是既要有乐于身，更要无忧于心。李愿的态度是做不了第一种人，做第二种人总是可以做到的。韩愈用100字刻画这种人。第三种人，趋炎附势者（干谒者）。这种人即使侥幸于万一，也不屑于评论其贤与不贤，因为这种人阿谀逢承，欺上瞒下，干誉以进，迷恋权势金钱，追求有乐于身，人格丧尽，“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虽然韩愈仅用59字刻画这种干谒者，却传神入奇，让人产生做第二种人的冲动。读《送李愿归盘谷序》，一遍知造语形容偶俪，朗朗上口，二遍知假人之口道出心中所思，三遍知微情妙旨全在不言中，四遍之后悟得人生乐且无央在于无忧于心。“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