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在接下来17年的时间长度里，崇祯帝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崇祯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历史也不会给他更多表演或者突围的空间。
一开始，崇祯帝是心有不甘的。他以为“我能我可以”，意气风发，要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崇祯的治国心态出现了若干诡异的色彩？在历史大崩溃的前夜，一个帝王的焦灼、悲悯、怨天尤人、我行我素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态，在诸多大事件的碰撞和覆盖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呢？
刘鸿训第一个感受到了来自崇祯帝的寒意。这位在天启六年因触犯魏忠贤而被免职的官员，在崇祯元年七月被晋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崇祯慧眼识人的结果。刘鸿训也知恩图报，准备为皇帝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特别是在扫荡魏忠贤余党上，他公私之仇兼报，试图一网打尽。但崇祯帝出于朝局稳定的考虑，决定要分别对待。由此刘鸿训深感不满，他从朝堂退下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主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皇帝年轻，做事不够成熟老到。因为他这一句话，崇祯帝要置他于死地。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刘鸿训被开除公职，后流放代州。再后来，刘鸿训死于流放地。陈新甲之死则反映了皇帝的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崇祯十四年，因为松、锦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引咎辞职。崇祯皇帝不许，同时令他与清军暗中议和，但要保密。不过世事无常，议和之事很快泄露。堂堂帝国要与清国媾和，这是当时舆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一时间弹劾陈新甲蔚然成风。崇祯皇帝怕引火烧身，勒令陈新甲做出检讨，但是陈尚书不上路，自以为有皇帝罩着，拒不认错。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在崇祯皇帝复杂的眼神下入狱，两个月后被斩于市。他的死为世人揭开了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爱面子，不爱里子。崇祯十七年，皇帝在煤山脚下吊死时，身边的大臣无一追随，各自作鸟兽散——世事的恩怨相报，真是屡试不爽。
刚开场是花好月圆的。崇祯元年四月，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两人的合作开始了。袁崇焕投桃报李，表示要为皇帝平辽。崇祯帝立即做出回应，称“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封侯之赏、荫及子孙，对一个士大夫来说，当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皇帝如此犒赏，袁崇焕再次投桃报李，表示平辽五年可成。这其实是轻言浪对，虽然在此前袁崇焕曾经炮伤努尔哈赤，但皇太极即位后，后金的战斗力继续走强，而明军苦于机制、财经以及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战斗力很成问题。
袁崇焕接下来做的令崇祯很不爽的事是要钱，准确地说是催讨拖欠的军饷。袁崇焕刚去辽东，宁远兵变就爆发了。明军的机制、财经以及腐败问题在袁崇焕面前一览无遗。袁崇焕怎么办？他分两步走：一是强行镇压，从而暂时平息了兵变；二是向皇帝请饷，请发宁远军所缺的四个月兵饷，袁崇焕以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崇祯帝对实实在在存在的军饷拖欠问题避而不谈，反而从道德层面苛求刚上任的袁崇焕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兵变问题——两人在观察和处理同一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崇祯帝甚至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借此中饱私囊。他对袁崇焕的信任缺失已然呈现。接下来，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的疑心。对崇祯帝来说，毛文龙是有功的，他在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多次袭击清军后方，从而牵制了清军南下的进程。但对袁崇焕来说，毛文龙拒绝其清理东江军饷的命令，有虚功冒饷之嫌。在崇祯帝看来，毛文龙死于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蔑视权威、先斩后奏杀死了毛文龙，这是崇祯帝不能容忍的。 但他还是忍了下來。在两人的性格碰撞中，崇祯帝的性格事实上也是细腻、丰满、富有曲线的，或者说他的燃点还未达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尚方宝剑的确是自己亲赐，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在潜规则范围之内；二是“平辽”还指望袁崇焕去完成，和毛文龙的性命甚至是自己的权威相比，“平辽”更重要。由此，崇祯帝由着袁崇焕往前走，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良苦用心，非局中人不能感受。事后分析起来，指望袁崇焕“平辽”的确是崇祯最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一旦突破，袁崇焕就会死得很惨。但很遗憾，历史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它不差分毫地向前演绎，每一个节点都在指向皇帝性格缺陷的最后总爆发。 崇祯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领的清兵从蒙古绕道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回京救援。在广渠门外，袁崇焕的部队打败了清军的围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不期而至：未经崇祯帝许可，袁崇焕率师回京，目的可疑。第二个节点很快如影随形——袁崇焕请求皇帝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以利再战。这个在崇祯帝看来，也是目的可疑的，但袁崇焕不自知。在此之前，他的后背上累积了皇帝太多狐疑的目光，就像一层层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关键时刻，聪明的皇太极递上那根火柴——他施反间计，使皇帝相信袁崇焕和他有密约，袁崇焕回师也罢，请求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也罢，都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火柴燃烧，炸药即刻引爆。袁崇焕在崇祯愤怒和狐疑的心态下入狱，成为帝国悲情时代分量最重的牺牲品。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以“谋叛罪”凌迟处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3000里——帝国的防线至此不摧自毁了。袁崇焕死后，崇祯失去最后一道防火墙，帝国的崩溃进入倒计时。崇祯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崇祯下了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此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签到“上班”，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6月上
稿件来源 | 《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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