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1）

人类在进入印刷时代很多很多年以后，重新将创作以手抄的方式进行传播，其中一定是遇到了特殊的社会状况。或者是战争，或者是禁忌，或者是迫切，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事出有因，在时过境迁之后也都值得重新说一说。

今天在这里所说的“手抄本”，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单单是说形式上以读者自己亲手抄写的方式流传，更在时间上限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二第三个年头开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结束的那一段文化封闭最严厉的时期。当时这些手抄本以地下流传的方式在青少年读者中迅速普及，成为秘密色彩浓厚的一种亚文化现象。

当时感觉似乎就是一阵风忽然吹来，很多学生，很多社会青年，很多没有怎么读过书的年轻人，都在诡秘地传抄着几种字迹歪歪扭扭错字连天的小说，每个从信任自己的人那里得到的手抄本的人，都会在被限定的时间里激动地翻看、疯狂地抄写，都会突然感觉时间变得极其紧张，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这些被秘密传抄的书主要有《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绿色尸体》、《阁楼鬼影》、《叶飞三下江南》等等。

与手抄本这个名称所能给人的一般想象不同，其实除了少数像《少女的心》（亦名《曼娜回忆录》）之类的书外，能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在内容上都很“正”，甚至也基本符合文革中的出版导向，完全是站在官方立场上的作品。其之所以只能在地下流传，仅仅因为其写作上的惊险甚至恐怖样式，当然还有当时被视为“黄色”的爱情线索。具体说是《第二次握手》始终有爱情线索，《梅花党》系列作品则一直笼罩在恐怖气氛里。除了内容，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他们都没有经过公家认可的机构的正式审定便悄悄地以地下的方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当权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为手抄本而被抓被捕、劳改判刑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既有作者也有读者，很多人因此而被毁掉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关了很多年，一度要被判死刑。“梅花党”系列手抄本作品，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是况浩文所著，他在文革中也因为这些作品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手抄本在内容上犯忌是被追查围堵的最重要原因。以《第二次握手》为例，单是写文革前十七年这一条就罪不容诛。尽管其中全部的观念和政治追求都与最正统的革命观念毫无二致，甚至连对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的态度也是完全站在“无辜的日本人民”立场上的，不敢有一点点饱受日本暴行荼毒的中国人的真实心迹。然而其骨子里才子佳人三角恋的架构，却是昭然若揭的。这与文革推向极端的革命文艺气氛，是彻底水火不容的。

手抄本里公然描写爱情，是对文革的清教主义禁欲规则的严重挑战，却也是读者长期饥渴以后的最佳补偿；而恐怖故事自有其顺乎人的天性的自然内在逻辑，在文化沙漠状态中，它往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样板戏那样的庄严秉正、假模假式，到手抄本这样的以恐怖吓人为渲染基调的邪门歪道、旁门左道，两个极端之间在接受心理上的互补作用是很明显的。手抄本在文革的文化沙漠中出现并如野火蔓延一样势不可挡，是有其内在的受众逻辑的。人类发展史上早期的“恐怖阶段”，在具体的每个孩子身上都会重演。心智不是很健全的时候，人生没有经历过任何世事的锤炼，恐怖故事让孩子们既怕又爱，痴迷着迷，一边惊叫着不敢睡觉，一边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当然，手抄本的吸引力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作品的内容，而是手抄这种形式——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的特殊出版形式：不出版的出版，违法的秘密出版，靠着大家“手手相抄”的出版；在那样一种出版或者说流传形式里，不仅有涉足险境的刺激，更有每一个手抄者都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准和爱好而自觉不自觉地对作品做的一定程度上的“误写”，连同自己那不管好坏但是无一不留有自己的手书的所有特征的书法，成为文化荒漠中个人的精神享受甚至是精神创造的一个秘密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