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记纽约派诗人阿什伯利 | 蔡天新

原标题:“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记纽约派诗人阿什伯利 | 蔡天新

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1927-2017)

2017年9月3日清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纽约派诗人领袖约翰·劳伦斯·阿什伯利在纽约哈德逊家中去世,享年90岁。按照英国《卫报》的报道,据他身边的亲人透露,诗人并未患某种不治之症,而是终老自然而亡。生前,阿什伯利几乎赢得了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也曾多年候选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他的诗集《凸镜里的自画像》囊括了美国三大诗歌奖——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奖。

1927年7月28日,阿什伯利出生在纽约州的大学城罗切斯特,在安大略湖畔他父亲的果园里长大,他的外公是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母亲是生物老师,他唯一的弟弟小时候因患白血病去世。阿什伯利在男校迪尔费尔德上学,在那里他读到英国诗人奥登和迪兰·托马斯的作品,开始诗歌创作。他的处女作是两首发表在《诗刊》上的诗作,由一位同学投寄给这家名刊,因为没写明作者,发表时署了这位同学的名字,而作者阿什伯利那时并不知情。

最初,阿什伯利想成为画家,十多岁时每周去罗切斯特的艺术馆上美术课。这一点,也许帮助他日后成为纽约派的中坚。1949年,阿什伯利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写的是奥登,大学期间他与弗兰克·奥哈拉、罗比特·勃莱、罗伯特·克利莱、肯尼斯·柯克等诗人多有交往,其中阿什伯利、奥哈拉和柯克后来成为纽约派诗人三巨头。毕业后,阿什伯利先是在纽约大学短暂就学,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比他大两岁的柯克则获得哥大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四十多年,他和阿什伯利都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之后,阿什伯利在纽约做了几年出版社广告文案。1955年他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崭露头角。他随后成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巴黎工作、生活了十年,柯克则在巴黎和罗马轮流居住过。阿什伯利在从事艺术批评、编辑艺术杂志之余,创作了多部诗集。回纽约以后,一如既往地写作、生活、交游。到了60年代初期,纽约派诗人的名头已经叫响。除了奥哈拉、阿什伯利和柯克,还有詹姆斯·斯凯勒、芭芭拉·格斯特等十多位诗人。其中斯凯勒出生在芝加哥,曾获得1980年普利策诗歌奖,格斯特是纽约书评的创办人,1999年获得弗罗斯特奖章。

说到纽约派,它与旧金山的垮掉派、波士顿的自白派、北卡罗来纳的黑山派,以及新超现实主义、黑人诗歌等等组成美国当代诗歌的万花筒,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诗人。最大的不同是,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中心,纽约派有它的气度,除了诗歌,还包括绘画(行动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音乐(爵士和实验音乐)、戏剧(即兴剧,目前开始在中国流行)等等。

在纽约派内部,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艺术家,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借鉴,这一点很值得“海派文人”学习。例如,斯凯勒与柯克合写过诗歌,与阿什伯利合写过小说,与奥哈拉合作过歌曲,而画家拉利·里弗斯为他们都画过肖像。阿什伯利对约翰·凯奇的机遇音乐有极大的兴趣,他还把画家德·库宁和波洛克中的抽象表现主义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来,波普艺术家安迪·霍尔常来参加诗歌朗诵会,而奥哈拉本人生前担任赫赫有名的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

奥哈拉比阿什伯利年长一岁,他出生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在马萨诸塞长大,曾在波士顿学习钢琴。“二战”期间,他在南太平洋和日本服役,在驱逐舰上当声呐兵。复员后他进了哈佛大学,结识阿什伯利、柯克这批诗友。他成了纽约派领袖,把诗人、艺术家团结在身边,却不幸于1966年死于车祸,年仅40岁。记得90年代笔者初访美国时曾想编译一本美国当代诗选,给柯克写过信,他回复无偿授权,并告之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有他的中文译者,但我不记得有无给阿什伯利去信了。

阿什伯利诗集二种

阿什伯利的诗风往往被批评家认为过于晦涩,几乎是“文字的抽象画”。这是他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的知名度难于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原因,相比于口语化、直抒胸臆的“垮掉的一代”,阿什伯利的影响力更多是在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诚如《纽约时报》的悼文所指出的,与其他诗人不同,“阿什伯利只因一件事出名:写诗。”“最重要的是,阿什伯利的诗歌有他的标识性。他自创了一个传统。赞扬某个人,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无人能出其左右;但是说到阿什伯利,确实无人敢望其项背。”

2013年,笔者曾在纽约参加过“嚎叫诗歌节”,发现“垮掉的一代”在东部影响力正在扩散,或许他们更接地气。事实上,奥哈拉、柯克等人的诗风也与阿什伯利相去甚远。奥哈拉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纽约的街景和下层人物的遭遇,有时采用爵士乐的节奏,开创了反高贵、反文雅的诗风。例如,他有一首冠名《诗》的短诗,写他去看朋友路上,下起了雪和雨,突然传来消息,著名影星拉娜·托纳精神崩溃了,“……突然 /开始下雨和雪 /你说是下冰雹 /冰雹应当打头 /所以还是下雪 /和下雨……”。

其实,阿什伯利的诗歌也有奥登式的机智,“议论的发辫 /松散了……”,“爱情在短时间里 /将一切来去的事物变得模糊”,“时光是一贴乳剂,也许不想长大 /对我们来说是最聪明的成熟。”只是,这样的诗句并不多见,一如他内向性格里罕见的冲动。2005年,诗人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被问及他的诗歌语言是否容易解读时,他回答,“哦,有人告诉我它们实在是不知所云。”之后他又说,“这些诗歌要表达的,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隐私,以及我们思维的某些困境。”尽管如此,至少在美国诗坛,“阿什伯利却是迄今为止被模仿得最多的一个诗人”。

在拙编《现代诗110首》蓝卷(三联书店,2014)里,收有阿什伯利的名诗《一些树》,由赵毅衡翻译、张曙光评注;《漫游之诗》(人民文学社,2016)里,收有杨小滨译注的阿什伯利的五首诗歌;在拙著《与伊丽莎白同行》(花城出版社,2007)里曾写到年轻时奥哈拉和阿什伯利的轶事,并引用了前者写给后者的一首诗,“我们将在 /风吹拂的高山之上。/相对而坐,互诵新作。/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而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的赏识,原本以美国西海岸最甚。但愿他们在天国,能够再次成为诗友。

“当今英语诗坛,没有人能够像阿什伯利那样,以诗歌超越时间的沉重审判。”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哈罗德如此评述道。几年前,耶鲁大学英语系主任兰顿·哈默教授这样写到,“过去50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阿什伯利那样对美国诗歌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力……也没有一位美国诗人拥有阿什伯利那样丰富的词汇,惠特曼没有,庞德也没有。”而哈佛大学斯蒂文·伯特教授则把阿什伯利与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相提并论,称他是“最后一位让一半英语诗人顶礼膜拜,另一半认为不可理喻的诗人。”

本文即将刊于《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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