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从成立到合并｜70年再出发

50年代我社办公处一角

开明书店

众所周知，本社前身是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两家曾于1953年合并，成立为本社。

王久安/文

众所周知，本社前身是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两家曾于1953年合并，成立为本社。

我是老开明的员工，当时合并时开明编辑人员和业务人员共有60人，几经调离和逝世，现在尚健在的有庄似旭、沈云瑞和我三人。

1946年6月，我初进开明时才17岁，到1953年4月两家合并，在开明业务部门受了八年锻炼，得到开明众多老前辈的培养与教导，为以后在中青社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由于开明的前辈们思想进步，编辑和经营作风正派，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工作效力高，待人接物谦和，业务精益求精，学习刻苦努力，这些好的传统都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影响很大可享用一辈子。为此，我曾在拙著《我与开明我与中青》一书中写下了《我爱开明，我爱中青》一篇序文，以示对老前辈和党领导的感激之情。

因为我是老开明的人，两家合并已半个多世纪了，许多同辈人和新同事可能不大了解开明的过去，特向大家介绍一下开明的过去与合并过程。

一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8月，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后被调为《妇女杂志》主编。

创办人章锡琛先生

五四运动以后，妇女问题是知识界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章先生与周建人连续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提倡妇女解放，普及性知识和抨击纳妾、嫖娼的文章，因而触怒了有权势的封建卫道者。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商务老板只好把章先生调离《妇女杂志》，回到别的部去。此时一贯支持章先生的商务同事胡愈之、郑振铎以及好友吴觉农等人，深为章先生不平，竭力鼓励他另办一份妇女杂志，继续发表新思想和新观点。

章先生就利用业余时间办了一份《新女性》。刊物出版后，发行量大大超过《妇女杂志》。此刊发行人的名字虽然署了吴觉农，编辑部地址也写了吴觉农家里，但仍被商务当局察觉，商务老板便以违规从事与本馆相同的刊物为名，将章先生辞退。

《新女性》

章先生被解职后，在朋友们的支持下，继续办他的《新女性》杂志，并把杂志社扩大为出版社（开明书店），既出杂志又出书。他把《新女性》上发表的好文章编成集子，又和妇女问题研究会联系，取得研究会的支持，出版了一套《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共有17部之多，可以说是集妇女问题新思想新观点之大成，既有中国专家的著作，也有东西方作者的译作，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

《中学生》杂志

接着郑振铎又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刊》和《文学周刊丛书》交给开明出版，使章先生在文学界结交了许多知名作家，为出版文学作品打下了良好基础；章先生又聘请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夏丏尊先生来担任编译所主任，夏先生原是立达学园教师，便又从立达学园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这对开明以后的出书方向有很大影响。夏先生还为开明主编了《中学生》杂志，从1930年创刊，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版发行，已有90年的悠久历史，由于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开明书店才把总体出书方向定为以青少年读物为主，这便又为开明、青年合并创造了前提。

由于开明的出版方向明确，出书品种越来越多，章先生二弟章锡珊先生，便自动向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辞去会计主任之职，携带家眷来到上海参加为兄创办的开明书店管理工作。后人称开明这段时间为兄弟书店。事业发展太快，资金必须扩充，开明书店便由个人私营扩展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多次扩大。但其最大也无法与商务、中华相比。

《开明国语课本》

就在这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叶圣陶、王伯祥、贾祖璋、徐调孚、顾均正等人，都纷纷前来参加开明工作，开明的编辑力量大增，出版了许多有份量受欢迎的图书和教材。如《辞通》、《二十五史》及其补编，《清名家词》、《六十种曲》、《开明活页文选》、《开明国文读本》、《开明英文读本》和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叶圣陶的《倪焕之》、朱自清的《背景》、夏山尊翻译的《爱的教育》，以及一大批少儿读物，有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唐锡光翻译的《鲁滨逊飘流记》、顾均正翻译的《宝岛》和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等，这些读物使开明在出版界名声大振，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二

1937年间，抗日战争爆发，章先生对时局估计不足，疏于准备，结果在《八一三》战火中开明被日寇炮弹炸炸毁了。设在上海梧州路的大本营，编译所、印刷厂、储运部、经理部全成为灰烬，其资产损失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章先生并不灰心，他对职工们说，烧就烧了，我们还可以重来。

经过商量，决定一批编辑留在上海法租界继续编书出版，仍由夏先生主持，另一部分业务骨干派往内陆各省的分店发展，由范洗人带队前去。章锡琛本来也去内陆，行至中途，因急事要他回沪处理，完事后也就留在上海，与夏先生一起搞编辑出版工作。剩下一批职工也作了妥善安排，作为留职停薪，等待时局发展。

当时时局混乱，运输艰难，好不容易租到两条船只，去内陆的同人行至半途，又遭日寇轰炸，损失了一批物资和印刷器材。到了武汉，听说南京沦陷，武汉人心浮动，不少工商业准备撤离，范洗人立即决定兵分几路，一批去江西，一批改去重庆。范洗人到了重庆，筹划到一批资金，马上印出教材，解决了当时重庆课本供应紧张的困难，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欢迎。

随后又打开局面，利用当地生产的土纸，用所带图书纸型印了大批畅销书，分别发给各地分店大力推销。在分店之下，又增设了不少办事处，专门批发开明版的教材与图书。上海派去的人员和当地分店职工通力合作，共赴困难，居然很快站稳脚根得到迅速发展，逐步恢复元气。

1939年3月，章锡珊从上海经浙江等地来到桂林，当时桂林比较安定，开明的许多老作者也在那里，大家建议章先生恢复出版《中学生》杂志，章先生十分同意，立刻派人去和在重庆教书的叶圣陶先生商量，请他担任主编，叶先生也表同意。《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很快就复刊了，刊物以鲜明的立场，刊登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重庆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曾多次干预，但叶先生仍坚持原则，继续宣传抗日主张，使开明在黑暗势力的统治下，坚持了正义立场。

此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编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编辑工作，不断为内陆提供图书和纸型；后来时局越来越紧，又抢运了一批纸型到桂林。1941年5月以后，上海与内陆交通完全隔绝。在范先生的主持下，在桂林设立了办事处，依靠上海运来的纸型，重印了不少畅销书。然而只靠重印书不能满足时代要求，这时茅盾、金仲华、胡仲持等几位开明老友正好从香港转到桂林，竭力鼓动开明恢复编辑部，请叶圣陶先生主持，范先生同意了，就在成都建立了编译所办事处，开始出版新书。

1944年初，日军向湘桂逼近，7月桂林开始疏散，开明总办事处向重庆转移，途中又损失了一批纸张和印好的新书。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获得胜利。12月，开明总办事处从重庆迁回上海，准备重整旗鼓，继续为祖国文化事业效劳，但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民意，倒行逆施，发动了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苛捐杂税无数，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开明业务难以开展，处境更为艰难。

1949年5月，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明同人在欢庆胜利之余，热烈地希望得到党的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便指派朱达君、顾均正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到出版总署，陈述开明同人的心愿。次年2月，董事会正式具文申请公私合营；4月，出版总署批复认为开明过去对出版事业是有贡献的，但从目前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开明现在资金、物资等情况考虑，还不需要国家投资，可以先进行公私合作，在工作上给予帮助指导，并建议开明书店总店迁京，由出版总署、开明董事会和职工各选代表若干人，组成业务委员会，加强领导。

1950年6月，开明总店从上海迁到北京，并召开了全国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加强对公私合作的认识。会后很快成立了业务委员会。1950年9月，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对出版体制进行改革，出版发行实行了分工。

不久，开明与三联、商务、中华、联营五家书店的发行部门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作为五家出版社的发行单位，各地分店也成了中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后来，出版总署和团中央书记处商量，考虑开明的出书范围和青年出版社近似，建议两家合并，中宣部胡乔木同志得知后，极表赞成，促成两家合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就在1952年底，两家合并办公，团中央便拨给原来中央团校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东四十二条志君堂大四合院，作为新机构的办公地点。

50年代社址外景

1953年4月15日，正式对外宣布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

四

开明书店从成立到合并的28年中，在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范洗人等人的带领下，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优秀读物，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人才，它所倡导的严肃认真的出版态度、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热心为读者服务的工作精神，以及它的一套好的管理制度，都是我们应当借鉴和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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