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年货，过去我们馋着鱼肉，如今该馋着精神大餐了……

【随笔】  打年货

人们常说“买年货”，就是集中采购春节期间一家人吃喝用度的各种东西。而故乡浠水人叫作“打年货”。

为什么要用“打”呢？我一下就会联想到“打劫”“打抢”“打架”等词语。千家万户为了过好一个新年的购买行为，是多少有些疯狂的、非理性的吧。而且是金额相对较大的，也就形成了每年“节日消费”的一个高潮。用“打”字也很形象，要拼要抢呀，要“突击”去消费呀，谁都希望买到最满意的商品回家呀，买到一家人迎接新春的无限希望和快乐。

我的儿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处于无比可怜的短缺经济时代，更是要“打”要“抢”。然而，大人们腊月之间咬牙多买一两斤猪肉，多买一两包副食如金果、麻元，也是家里的一件大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岂不是觉得好笑吗？

在我的心中，故乡那个叫“和平”的小集市，曾经像城市一样影响过我的生活。如果不走出那片乡村，和平就如同武汉、北京、纽约一样重要。计划经济时代，方圆一二十里路范围内，只有和平有个副食品公司。而这“公司”只有一项业务，长年累月定点杀猪卖肉，说白了仅仅就是一个公办的屠夫铺，哪里还有什么其他副食品呢？

至今，我记得老粮站附近，副食品公司高高的院墙里，圈养着几头从农户那里收购来的大肉猪，猪食和猪粪的气味飘得老远。那杀猪的屠夫是我的同姓家门矮胖矮胖的，他的堂客是一米七左右高颧骨的瘦架子女人，她挥舞起大砍刀剁肉风风火火，称秤、算账也是干脆利落，人们说本事赛过她的男人。

当年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早早赶来副食品公司门前排长队，从窗口递进去带角带分的一把零钞，再欢欢喜喜地领到一块肉。来迟了的就买不上，每天限量供应，一头猪卖完为止。只有逢年过节才加班加点多杀两头猪卖。我有印象的肉价，最低是9毛8分一斤，当年还是很多人舍不得买肉吃，主要是“贵得昂”，人们普遍吃不起呀。翻看过去的记录，我小学四年级一学期的学费不过5角钱，真是老黄历了……

在集体经济时期，一年到头，所谓的“打年货”，其实不过是买几斤肉招待人客，买几斤红砂糖做礼包拜年而已。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和平街头才出现了个体商贩和私人店面，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卖衣服的、卖玩具的等等，形成了热热闹闹的街道。我儿时的年饭桌上才能吃到炖海带皮、猪肝汤、猪心肺汤之类，至今还记得当年下筷子时候的馋劲儿……

往事如烟。如今是社会物质财富涌流的好时代，城乡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过节不再犯愁犯难了！大鱼大肉的生活又算什么呢？和过去的苦不堪言的穷日子相比，今天我们哪天不是在“过年”呢？

昨天，我下班赶去一家经常光顾的书店，专门处理大型出版社积压商品的。最低10元一本的旧书和最高六折的新书，我总是带着“淘宝”的心态去满架翻看，直摸得十个指头带灰发黑，惨不忍睹。意外地，我买上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名作《风云人物采访记》上下册，采写了27位世界名人的专著。这正是我很想看的专业书籍，用20元买下了原价68.80元的这套书，真算是超值呀。

坐上地铁穿过北京城回家的路上，我猛然明白，像我这样天天离不开阅读生活的人，书籍才是需要采购的最好的年货，还不必与他人去“打”去“抢”呀！

这样想来，七天的春节长假，除了必要的人际交往和吃喝之外，我必得多备一些好书好报。这样的精神大餐，填满我阅读方面的“欲壑”，才是我更向往的美好生活。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是啊，人生有涯，最浪费不起的应该是大好时光，最可怕的也是过得庸庸碌碌如猪而不自觉，我们应该努力超越“猪栏的理想”……

马上就是中国农历猪年了，像伟人这样的说法，不知道会不会得罪那些无辜的猪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