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意义 2024-08-03 01:03:45 元宵节最显著的习俗是张灯 元宵灯俗的最初含义是祈子在古代社会,元宵节文化内涵的核心是祭祀太一神(即北极星神),祈求丰收和子嗣。在古人信仰中,星宿主宰着人间万物的生长繁殖和人类的生命。太一即北极星为众星之首,如《论语·为政》中有“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说法。古人认为太一神作为星空之帝,主管着对农业丰收至关重要的风雨、水旱、灾害,和关系到生活安定幸福的兵革、饥馑、疾疫(《晋书·天文志》)。正月为春季万物生机萌动之时,植物开始生长发芽,动物开始发情交配,古人在此时祭祀星宿尊神太一,祈求一年内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并祈求人的生殖繁衍。据文献记载,太一祭典始于汉代。《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由此可知,西汉祭祀太一神并不是在十五日,而是在上辛日。其中一句“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显示出祭祀者对于太一神赐予生命的祈求,因为古人认为流星是太一神赐予生命到人间的表象。明代孙瑴《古微书·春秋文耀钩》中有:“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物也。”“流精生物”就是流出精气(表现为流落星星),化生万物。后来祭祀太一神的日期发生变化,转到了十五日,这是由于后世该节转变为夜间娱乐欢庆的节日,这些活动在月明之夜进行更方便。据可靠的文献记载,以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是在汉末三国时期。魏晋之后,星宿信仰淡化,太一祭祀习俗衰微,元宵节成为一个举行各种狂放的欢庆娱乐活动的节日。而这些欢庆习俗大都跟早期的祭星、祈求生殖的节俗有内在的联系。元宵节最显著的习俗是张灯,灯一方面是星星的象征物,一方面是生命与人丁的象征物,元宵灯俗的最初含义是祈子。第二大代表习俗吃元宵也跟祭星有渊源,元宵就是星星的象征物。另一种代表性习俗是“走桥”。从唐代开始已有此俗。元宵之夜或正月十六,妇女们搭伴去走桥,以为有利生育。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生殖功能,在一些民间故事里桥是男根,另一些故事里桥下是男女约会或结缘的地方,宋代以后更把男女约会的桥称为“蓝桥”。也有些地方把走桥理解为“走百病”,以为可防疫祛病。在当代社会,元宵节祭星、祈年、祈子的习俗都已衰落,其节俗精神可归结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表达民众繁荣兴旺、团圆美满的意愿。唐宋以来的元宵节可看作中国的狂欢节,各种声势浩大的欢庆娱乐活动洋溢着民间的狂欢精神,故有“闹元宵“之说。元宵节的节庆活动集中了几乎所有大型的传统娱乐庆贺方式: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舞龙舞狮、扭秧歌、唱戏、猜谜等。以张灯来说,其俗规模甚居、氛围浓烈。唐代皇帝热衷赏灯,让人制作巨型灯轮、灯楼、灯树,玩灯期为三天,宋代放灯期延长为五天,明代灯期则有十天之多,百官也放假十天。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节日一般都深受儒家思想浸润,注重人际关系的密切与整合,而自由奔放、轻松浪漫的节庆精神不够充分。而元宵节与其他传统节日不同,其节庆活动以热烈奔放、轻松快乐为主调。从这点来看,今天振兴元宵节,可以涵养国民昂扬向上、阳刚雄健的民族精神。元宵节的灯会、唱戏、扭秧歌、舞龙舞狮等欢庆活动是在社区内举行的群体性公共活动。通过良好有序的公共庆贺活动,可以加强民众的公共意识、社区认同感、集体荣誉感,有助于创建社区的和谐氛围。中国传统节日的庆贺活动大多在家族、家庭的私人生活空间举行,而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主要是在公共空间举行的公共活动,这点也是元宵节的特色。经研究,在现代社会,要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应加强传统节日的公共节庆活动。在这方面,注重公共活动的元宵节正适合现代人过节的趣味。有些学者还把元宵节称为中国情人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早期元宵节的主题是祈求生殖,这跟婚姻密切相关。其次,自唐代大肆举办赏灯活动以来,元宵节的夜晚出游赏灯活动成为男女结识或约会的良机,古代留下了许多吟咏元宵节的爱情诗文或讲述此夜艳情的故事。近年来许多城市青年喜欢过来自西方的情人节。有关方面也在发掘、打造中国传统的情人节或称“爱情节”,七夕节、元宵节都有成为现代爱情节的历史传统基础和现实文化元素。从历史传统看,元宵节的重建确实可以从适应现代青年对爱情节的文化需求方面做一些研究发掘工作,比如可以考虑将七夕节打造为夫妻节,而将元宵节打造为恋人节。这种工作是文化创新的一种。在古代社会,元宵节是一个独立的节日。近代以来,元宵节成为春节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元宵节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在当代社会,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节日,那么它就是仅次于春节、中秋节的第三大节,甚至也可以说它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和生活中可以和中秋节相提并论:从正式的节期来说都是全天过节,按传统习俗要吃三顿节令食品;从天文物候来说,都是月圆之日,只不过一个重在赏星,一个重在赏月;一个在开春祈求丰年,一个在秋后庆贺丰收。若将元宵节看作春节的一部分,那么元宵节就是春节的高潮期:腊月二十三到春节前忙于准备节令物品,除夕到初十左右忙于祭祀、团圆、拜年,人们都在出于礼俗要求和功利驱动而在家院内忙碌,期间大多数节俗活动都是庄重严肃或依照礼俗规范而进行的,到了十五前后,这些依礼而行的活动都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近乎完全的娱乐游戏了。所以元宵节的主要欢庆活动转向户外,以大规模的游艺娱乐活动为重。元宵节过完了,人们才觉得过完年了。鉴于元宵节在传统节日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特色和现代意义,应该为该节日放假一天或至少设立它为法定节日,以弘扬元宵节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文化需求。(作者黄涛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相关阅读: 向上滑动阅览元宵节的文化意义 经历一百多年来欧风美雨的冲刷,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很大侵蚀,元宵节也不例外。在当代的一些大都市,元宵节民俗似乎只剩下吃汤圆了。这是忙碌的都市人的悲哀,因为在相对悠闲的小城市和乡村,元宵节仍然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元宵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元宵张灯最初是出于客观需要,晚上活动必须照明。后来张灯又是为了游玩欣赏。可是,它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祈求生育。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清代成都有元宵夜偷取供在神龛上的汤圆以求得子的习俗。清代湖北安陆一带百姓互相赠送元宵,其中有大如鹅蛋的元宵,妇女观察煮这种元宵的火候来占卜生育。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这种解释多少有点凡庸,但是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元宵节在古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而来,也必将在现代人的再创造中发展下去。(陈连山) 元宵节的文化内涵:祈生意蕴和狂欢精神 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夕、上元节,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至少从隋朝开始,元宵节就已经有了丰富的习俗活动,并形成十分鲜明的文化性格,此后节俗活动更加多姿多彩。节日期间,人们踏月走桥、观灯彩、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狮、跑旱船,元宵节成为中国诸多传统节日当中最热闹的一个。说起元宵节的文化内涵,坊间流传的两首童谣做了很好的揭示。其一云:“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其二云:“元宵节,闹花灯,人们个个都欢腾。大街小巷做花灯,满街都是红灯笼。”前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祈生意蕴,后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祈子与祈年祈生,就是对生殖的渴望和追求,既包括祈子,也包括祈年。祈子盼的是人丁兴旺,祈年盼的是庄稼丰收。元宵节的祈子活动总是与灯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与灯火通常被视为生命的象征有关,一方面与“灯”与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关。我国不同地方用灯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请、或抢,但都表达着同一种念想。比如在四川成都,新嫁了女儿的人家,在元宵节这天,必买一盏漂亮的台灯和面粉制的小老鼠,送到女儿家,叫做“送灯”,俗信这样可以多生孩子。广州则有请灯之俗,元宵节时,当地庙里会张挂许多花灯,都编了吉祥的名目,又分了几等的价钱。有想请的,就告诉庙里的司祝,喜欢哪一盏,便用红柬写上“某宅敬请”4个字,叫做“请灯”,俗信请灯可以使家中添丁。元宵节期间的祈年活动也曾十分常见。比如上海、江苏南部一带有“照田蚕”的做法,是典型的祈年之举。元宵节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点燃用芦苇、红草或茅草扎成的草把,沿着田埂或田野快步跑,边跑边喊:“正月半,二月半,家家户户放烧火。别人家的谷子豆子大,我家黄豆盘碗大……”喊罢再拿火把到自家的田地挥舞、喊叫一番,据说这样可以防治虫害,令庄稼丰收。元宵节广泛流行的舞龙活动也与祈年不无关系。庄稼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龙乃司水之神,舞龙的目的正在于唤醒冬季沉潜于深渊的长龙,让它兴云布雨,济物利人。纵情欢乐在元宵狂欢,是元宵节的另一个文化内涵。直白地说,狂欢就是纵情欢乐,就是前引童谣中所唱的“人们个个都欢腾”,就是明代杭州人田汝成所说的“放魂”:“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闲,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元宵节中的狂欢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制度规范的一系列颠覆和突破来实现的。第一个突破是对平常作息时间的突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生活时间规范,但元宵节期间这个规范被打破了。宵者,夜也,元宵节的活动重点是在夜里。月亮在夜晚才明,灯彩在夜晚才美,烟花在夜晚点燃才能大放异彩。于是元宵节期间,日落之后人们不是安静地躺下来睡觉休息,而是跑出去参与各种活动,通宵达旦,正像唐人崔知贤所说的那样:“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颇值一提的是,各级政府也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多个朝代都给元宵节放假,而且大有愈放愈长之势:唐玄宗时元宵节放假1天,宋神宗时放假7天,明太祖竟给了10天的假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节日期间取消了宵禁的规定。我国自古就有在城市实行宵禁的做法,但自隋唐时期这个规定在元宵节期间就不必遵守了。明太祖时也明文规定:元宵节时“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放节假、弛夜禁,在时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充分自由。第二个突破是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政府对宵禁的取消也在空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平时夜晚通常只能待在乡村的农民就可以来到城里,平时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随意所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而有了自由的人们真的就实现了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元宵节期间,“家”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要回归的场所突然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人们的活动场所由私人空间转到公共空间来了。而这根本原因在于元宵节的诸多活动,如张灯结彩、燃放烟花、赏月走桥,总是安排在街衢、广场,或只有在户外才能举行。“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第三个突破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突破。如果说日常生活不免单调,那么元宵节恰恰相反。元宵节如此引人入胜,就是新旧年之交的除夕也不能和它相比。辛弃疾《元夕》词一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可以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元宵节活动的丰富多彩。总之,元宵节的夜晚是被皎洁如轮的圆月、异彩纷呈的烟火、千姿百态的花灯照亮了的,元宵节的街衢是被杂陈的百戏、精妙的歌舞、游观的人群充实了的。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再没有一个节日像它这样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第四个突破是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国家的法律礼制还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都十分强调城乡之隔、男女之防、贵贱之等、雅俗之别,强调节俭,反对铺张奢华,然而这一切在元宵节期间也被打破了。开皇十七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隋文帝,对元宵节大加痛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这种痛斥揭示了元宵节期间社会的“混乱失序”,而它正来源于日常社会规范在元宵节期间的颠覆和失效。不过,看似有理的柳彧的痛斥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隋唐以降,女人们仍旧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堂而皇之地走上街头,“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元宵节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还表现在人们居然把平时违法的“偷窃”活动视为合理,而偷窃被骂不仅不令人难为情,竟然还是吉利的兆头。《帝京景物略》里记载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人们不仅可以盗物,而且可以偷人。元宵节在时间、空间、生活内容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突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巨大而难得的自由。自由是元宵节狂欢的前提,元宵节狂欢既是自由之花盛开的结果,也是对自由之花的热情讴歌和礼赞。(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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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滑动阅览元宵节的文化意义 经历一百多年来欧风美雨的冲刷,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很大侵蚀,元宵节也不例外。在当代的一些大都市,元宵节民俗似乎只剩下吃汤圆了。这是忙碌的都市人的悲哀,因为在相对悠闲的小城市和乡村,元宵节仍然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元宵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元宵张灯最初是出于客观需要,晚上活动必须照明。后来张灯又是为了游玩欣赏。可是,它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祈求生育。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清代成都有元宵夜偷取供在神龛上的汤圆以求得子的习俗。清代湖北安陆一带百姓互相赠送元宵,其中有大如鹅蛋的元宵,妇女观察煮这种元宵的火候来占卜生育。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这种解释多少有点凡庸,但是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元宵节在古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而来,也必将在现代人的再创造中发展下去。(陈连山) 元宵节的文化内涵:祈生意蕴和狂欢精神 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夕、上元节,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至少从隋朝开始,元宵节就已经有了丰富的习俗活动,并形成十分鲜明的文化性格,此后节俗活动更加多姿多彩。节日期间,人们踏月走桥、观灯彩、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狮、跑旱船,元宵节成为中国诸多传统节日当中最热闹的一个。说起元宵节的文化内涵,坊间流传的两首童谣做了很好的揭示。其一云:“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其二云:“元宵节,闹花灯,人们个个都欢腾。大街小巷做花灯,满街都是红灯笼。”前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祈生意蕴,后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祈子与祈年祈生,就是对生殖的渴望和追求,既包括祈子,也包括祈年。祈子盼的是人丁兴旺,祈年盼的是庄稼丰收。元宵节的祈子活动总是与灯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与灯火通常被视为生命的象征有关,一方面与“灯”与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关。我国不同地方用灯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请、或抢,但都表达着同一种念想。比如在四川成都,新嫁了女儿的人家,在元宵节这天,必买一盏漂亮的台灯和面粉制的小老鼠,送到女儿家,叫做“送灯”,俗信这样可以多生孩子。广州则有请灯之俗,元宵节时,当地庙里会张挂许多花灯,都编了吉祥的名目,又分了几等的价钱。有想请的,就告诉庙里的司祝,喜欢哪一盏,便用红柬写上“某宅敬请”4个字,叫做“请灯”,俗信请灯可以使家中添丁。元宵节期间的祈年活动也曾十分常见。比如上海、江苏南部一带有“照田蚕”的做法,是典型的祈年之举。元宵节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点燃用芦苇、红草或茅草扎成的草把,沿着田埂或田野快步跑,边跑边喊:“正月半,二月半,家家户户放烧火。别人家的谷子豆子大,我家黄豆盘碗大……”喊罢再拿火把到自家的田地挥舞、喊叫一番,据说这样可以防治虫害,令庄稼丰收。元宵节广泛流行的舞龙活动也与祈年不无关系。庄稼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龙乃司水之神,舞龙的目的正在于唤醒冬季沉潜于深渊的长龙,让它兴云布雨,济物利人。纵情欢乐在元宵狂欢,是元宵节的另一个文化内涵。直白地说,狂欢就是纵情欢乐,就是前引童谣中所唱的“人们个个都欢腾”,就是明代杭州人田汝成所说的“放魂”:“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闲,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元宵节中的狂欢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制度规范的一系列颠覆和突破来实现的。第一个突破是对平常作息时间的突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生活时间规范,但元宵节期间这个规范被打破了。宵者,夜也,元宵节的活动重点是在夜里。月亮在夜晚才明,灯彩在夜晚才美,烟花在夜晚点燃才能大放异彩。于是元宵节期间,日落之后人们不是安静地躺下来睡觉休息,而是跑出去参与各种活动,通宵达旦,正像唐人崔知贤所说的那样:“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颇值一提的是,各级政府也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多个朝代都给元宵节放假,而且大有愈放愈长之势:唐玄宗时元宵节放假1天,宋神宗时放假7天,明太祖竟给了10天的假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节日期间取消了宵禁的规定。我国自古就有在城市实行宵禁的做法,但自隋唐时期这个规定在元宵节期间就不必遵守了。明太祖时也明文规定:元宵节时“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放节假、弛夜禁,在时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充分自由。第二个突破是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政府对宵禁的取消也在空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平时夜晚通常只能待在乡村的农民就可以来到城里,平时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随意所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而有了自由的人们真的就实现了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元宵节期间,“家”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要回归的场所突然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人们的活动场所由私人空间转到公共空间来了。而这根本原因在于元宵节的诸多活动,如张灯结彩、燃放烟花、赏月走桥,总是安排在街衢、广场,或只有在户外才能举行。“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第三个突破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突破。如果说日常生活不免单调,那么元宵节恰恰相反。元宵节如此引人入胜,就是新旧年之交的除夕也不能和它相比。辛弃疾《元夕》词一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可以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元宵节活动的丰富多彩。总之,元宵节的夜晚是被皎洁如轮的圆月、异彩纷呈的烟火、千姿百态的花灯照亮了的,元宵节的街衢是被杂陈的百戏、精妙的歌舞、游观的人群充实了的。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再没有一个节日像它这样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第四个突破是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国家的法律礼制还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都十分强调城乡之隔、男女之防、贵贱之等、雅俗之别,强调节俭,反对铺张奢华,然而这一切在元宵节期间也被打破了。开皇十七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隋文帝,对元宵节大加痛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这种痛斥揭示了元宵节期间社会的“混乱失序”,而它正来源于日常社会规范在元宵节期间的颠覆和失效。不过,看似有理的柳彧的痛斥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隋唐以降,女人们仍旧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堂而皇之地走上街头,“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元宵节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还表现在人们居然把平时违法的“偷窃”活动视为合理,而偷窃被骂不仅不令人难为情,竟然还是吉利的兆头。《帝京景物略》里记载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人们不仅可以盗物,而且可以偷人。元宵节在时间、空间、生活内容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突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巨大而难得的自由。自由是元宵节狂欢的前提,元宵节狂欢既是自由之花盛开的结果,也是对自由之花的热情讴歌和礼赞。(张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