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的作者里，作《三国志》的陈寿，生平是最模糊的。虽然《华阳国志》和《晋书》里有陈寿的传，但都很简略。司马迁、班固、范晔这三位，家世背景都很清楚，但陈寿的父亲是谁，我们都无法确定。但毫无疑问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陈寿，是益州地区的望族子弟。第一，他少年时代，追随谯周学习，而谯周是蜀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者。第二，陈寿走上仕途，担任了卫将军主簿。卫将军是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的重号将军，在军界、政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簿 （机要秘书）作为其身边最重要的文职人员，不可能交给等闲之辈。推算时间，陈寿服务的卫将军，正是大名鼎鼎的姜维。第三，蜀降晋后，陈寿还担任过家乡的中正。西晋制度，中正官照例由中央官兼任，负责品评本地人物，实际上即官员选拔工作。这个职务，更是非出身于名门望族不能担此任的。
《三国志》，全五册，晋代陈寿撰，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国志》为陈寿为魏、蜀、吴三国所修国别史合并而成。其中《蜀志》为陈寿将蜀汉极为零碎的历史记录整合成有系统的叙事，原创度最高 ;《魏志》《吴志》则主要是在一些已经写成的著作的基础上修订、增删而成
其实就是那些陈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仕途不顺的记录，也表明他出身不错。因为真正卑微的人，注定无声无息。陈寿被任命为长广太守 （类似今天地级市的市长），被视为一种贬斥，他也不愿意去。《华阳国志》还说，虽然最终没成，但晋惠帝曾考虑让陈寿位列九卿。就这样，还有那么多人感叹他“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在那样一个特别注重家世门第的时代，如果只是才华横溢而家世平平，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的。但后人偏偏就是说不清他的父亲是谁，只有一条疑点重重的材料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兵败，陈寿的父亲也受了髡刑。——陈寿有没有因此怀恨诸葛亮，引起了后世无穷的口水战，不过陈寿有些难言之隐，倒确实是可能的。地位够机要，才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资料；仕途不顺，才能够静下心来修史。陈寿能成为一代良史，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所谓 《三国志》，是分别为魏蜀吴三国修史，最终又合为一书。陈寿是蜀人，他最早下功夫的，自然是蜀汉史。他早年做过东观秘书郎。东汉中期以来，东观是皇家藏书最多的地方，蜀汉以汉朝的继承人自居，自然也照搬了这个制度。在这个岗位上，陈寿可以接触到许多档案。虽然他抱怨过，蜀汉没有专门的史官，很多应有的记录都很残缺，但这些残缺不全的内容，总是都摆在他面前了。蜀国被晋所灭后，陈寿得到司空张华的赏识，被任命为“佐著作郎”，即著作郎的副手，后来又升任著作郎。而著作郎的工作，就是修史。曹魏是有自己的官修史书的，即王沈的 《魏书》，这部书自然是极力美化曹魏的。魏晋禅代之后，原来绝对正确的官方评价，自然要加以修改了：晋是继承魏的，所以曹魏的正统地位不容挑战；但如果曹魏不够坏，晋取代魏的合法性就有所欠缺，所以曹魏也必须要有重大污点；更糟糕的是，这次易代并没有杀人如麻的大换血，所以曹魏时代的大臣，很多到了晋朝仍然是大臣，哪些阴私可以揭发，哪些污点仍需要掩盖，哪些脏水应该大泼特泼，哪些地方却反而要洗地⋯⋯凡此种种，都是重大技术难题。
晋写本《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市安乐古城，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后世对陈寿所撰《三国志》评价甚高，认为“其文约而事微”，文字简洁，叙事微妙。因此此书一出便成为三国时代正史，并名列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所以，把曹魏的官方史修改得符合晋朝的需要，固然是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却是一件干好没多少好处，而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哪家权贵，轻则从此仕途无望，重则误了卿卿性命的事。后来晋灭吴，吴国的重要档案自然也运到了洛阳。东吴也有自己的官修史，即韦昭的 《吴书》。西晋朝廷来说，站在东吴立场上修的史书，也是不能容忍的，于是陈寿又开始了修改工作。
陈寿塑像，位于今四川南充万卷楼风景区。陈寿为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从其在季汉、西晋担任过一系列职务来看，他家世背景不凡，但后世却缺乏记载。因此有传言认为是陈寿父亲受过髡刑，他不愿宣扬之故
这次的任务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并不害怕得罪东吴旧臣。《吴志》修成之后，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兄弟就非常不满，觉得陈寿的 《陆逊传》“多不尽理”。据说陆机曾经打算写一部《吴书》，也不知道到底他有没写出来。反正我们今天能完整见到的，仍是 《三国志》中的 《吴志》。就是说，《三国志》中魏、蜀、吴三个部分，陈寿所做的工作并不一致。写《蜀志》，陈寿是把极为零碎的历史记录整合成有系统的叙事，原创度最高；《魏志》 《吴志》则主要是在已经写成的著作的基础上修订、增删而成。《三国志》后世遭遇非议很多，尤其被关注的，是正统问题。《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并没有称帝的曹操，立了“武帝纪”，而刘备、孙权明明都当了皇帝，却只是“先主传”“吴主传”而已。但公平地说，换任何人处在陈寿的位置上，都是只能以曹魏做正统——除非不想活了，直接指着司马家的皇帝大骂，你是伪朝，那书当然也就写不成了。而且，曹操虽然被尊为正统，陈寿写他的时候，却并没有太过美化。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碑，出土于河南安阳安丰乡曹操墓(即高陵)。同时出土的还有“常所用挌虎大戟”和“常所用挌虎短矛”等石牌共七块，均呈圭形，长 10.8 厘米，宽 3.1 厘米， 厚0.8厘米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没于幽暗的历史深处，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们喜欢以道德学问标榜，笔杆子在他们手上，所谓“公道自在（有话语权之人的）人心”，士人说曹操的坏话，传播效果特别好——当然，若因此认为只有士人痛恨曹操，那也想得差了。
宋刻本《三国志》，现藏国家典籍博物馆。《三国志》最早的刻本为北宋国子监刻本，今已不存，现存多为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建阳本等，其中以衢州本存世较多
陈寿暗贬曹操的地方，其实很多。曹操喜欢大屠杀，《三国志》拐弯抹角提了好几次，平定邺城之后，曹操到袁绍墓前哭祭。陈寿又写了一个细节：怎么才能“还其家人宝物”呢？自然要先有把人家给抢了的行为。前面陈寿没说曹军打劫了袁绍家，但用这种方式他还是告诉你了。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乍一看全是赞美，一琢磨，却太多皮里阳秋，夸开基立业的帝王，没有这么夸的。你把这段文字和 《史记》《汉书》夸刘邦、《后汉书》夸刘秀，或后来历代正史里开国皇帝的本纪最后的论赞比，区别一目了然。最后陈寿总结曹操能成就帝王基业的原因，认为靠的“惟其明略最优”，最可恶就是“惟其”二字。仿佛是说，曹操成功，就是因为策略最高明，既不得人心，也无关天命。而写刘备的时候，陈寿用笔就大不相同，这点和王沈的 《魏书》对照，一目了然。陈寿没有采用那些浮夸的赞美，但刘备特别出洋相的段落，他也没有采纳。总之，《先主传》叙事非常稳，稳得就像一个“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的英雄。
《历代帝王图·汉昭烈帝刘备》，唐，阎立本，绢本设色，全卷纵 51.3 厘米，横 531 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一说为摹本)。陈寿在修刘备传记时，既不采用浮夸的赞美，也摈弃了对其不利段落，在帝魏寇蜀背景下塑造出刘备“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的英雄形象
所以，《三国志》确实按照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帝魏寇蜀了，但却并没有因此尊曹贬刘。《晋书·陈寿传》篇幅不长，却记录了陈寿的两个重大劣迹。第一是向丁仪、丁廙的后代索米的事件。丁氏兄弟在曹魏有盛名，陈寿找他们的后人说，你给我一千斛，我就为你家尊长写一篇好传记。人家没有给，陈寿也就没有为这哥俩立传。
明内府精抄本《三国志》(局部)，红格，半叶 10 行，行 21 字，黄绫裹背，共 65 卷全帙。该抄本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
另一个“劣迹”则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有关。《晋书》说，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惩罚，后来陈寿又在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手下任职，诸葛瞻又瞧他不起。所以陈寿就在史书中说诸葛亮父子的坏话。陈寿批评诸葛亮的话，倒确实是有的，在《诸葛亮传》最后议论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诸葛亮像轴》，元，赵孟頫(一说为佚名)， 纸本设色，纵 60.5 厘米，横 45.2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中诸葛亮手持如意，凭隐囊而坐。后世传言陈寿就在史书中说诸葛亮父子的坏话，但如果仔细研读《三国志》就会发现，陈寿极为推崇诸葛亮，近乎全方位赞美
众所周知，司马迁就开创了一个手法，某人的传记中，基本说此人的好话，而把他的缺陷，放到别人的传记里说，陈寿也常用这个手法。而对诸葛亮，真是全方位的说好话。甚至于据说导致陈寿父亲被剃光头的街亭之败，陈寿也强调是马谡不听诸葛亮调遣才败的，淡化诸葛亮的责任。所以，说陈寿因私怨丑化诸葛亮，这个批评也不成立。这是后世诸葛亮越来越被神化，丞相的粉丝太疯狂，导致说诸葛亮优秀说得不够猛，都会被认为是黑。当然，《三国志》里确实有不少曲笔。有些可能是陈寿所依据的材料原文如此，他也没做修改；有些则是环境压力太大：西晋官方的舆论钳制倒未见得很严密，但大家族各有各的忌讳，一不留神就可能得罪人。如写赤壁之战后的东吴攻取江陵之战，《三国志·曹仁传》是这样写的：
周瑜率领数万大军攻打江陵，被曹仁率领三百勇士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曹仁的部下赞叹：“将军真天人也！”
曹操知道了这事，也越发认为曹仁雄壮，转封他为安平亭侯。如果只看这段文字，还以为江陵之战曹魏方面赢了。要看东吴方面人物的传记，才能发现周瑜尽管打得很艰苦，但毕竟是把江陵拿下了的。
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
这条记录只看见李通有多神勇，可是救援江陵的曹仁，曹操为什么要把汝南的李通调来呢？邻近的当阳的满宠、襄阳的乐进，都到哪里去了呢？只能推论，这俩人已经被关羽打得自顾不暇了，曹操只能从远处增兵才能接应曹仁撤出江陵。但满宠、乐进的传记里都绝口不提他们在关羽手下吃瘪。读 《三国志》会有个很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所有提起关羽、张飞的神勇，都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很少记录他们有什么漂亮的战绩。大约就是这两位蜀汉名将的诸多战绩，都被隐没了。范晔评价司马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比较下来，陈寿的特点大概是“其文约而事微”，文字特别简洁，叙事非常微妙，很多事看来好像没说，但该说的他其实都说了。对本来就深知内情的读者来说，寻找字面意思下内涵，这个过程也许特别有意思，所以 《三国志》一出，当时就有一大批人赞叹此书写得极好。但时过境迁，再体会这种好，就会难度陡增。停留在看字面意思的层次，就觉得很多话他说得清汤寡水，很多重要的事件，他也没有给个清楚的解释。尤其是，此书名叫 《三国志》，却偏偏只有纪和传，没有介绍典章制度的志。而缺乏关于“志”的知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就会大有欠缺。所以，替《三国志》补充资料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裴松之是刘宋时的学者，为 《三国志》作注释，引书极为宏富。他自己概括、自己的注释可以分为四类：补阙、备异、惩妄、论辩。
《审配北面就刑》，现代，戴敦邦，图画，出自《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群雄逐鹿》。在《三国志》中， 陈寿对审配之死仅有“声气壮烈，终无挠辞”等寥寥几句描写，在后世裴松之的注释中，则补充了详细的细节，渲染出了审配忠于旧主，面向北方从容就义的忠烈气概
过去有学者嫌弃他征引太芜杂，现在恐怕更多研究者则觉得庆幸。资料多一条是一条，哪怕看来荒诞不经的内容 （如一些鬼故事），也自有文化史、社会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后世因为小说 《三国演义》的影响力，《三国志》几乎成了影响力最大的正史。《三国演义》是很乐意借重正史来提升自己的美誉度的，现存版本最早的 《三国演义》，题署就是：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应该是平阳侯相）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正史和 《演义》的比较，是个复杂的问题，非这篇小文所能说清，这里仅以一个事件的叙述为例，感受下其间的区别。建安九年（204），曹操攻打邺城。这时袁绍已经去世两年，但势力仍在，邺城是袁绍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守城的审配又颇有才能，攻城战争还是极其艰巨惨烈。《三国志·武帝纪》里，自然不该说的话是不多说的。但到了袁绍的传记里，就渲染了此战之惨烈，由于曹操长期围城，导致“城中饿死者过半”。
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
刚形容完审配的忠义，围观者对审配的同情，就来个“遂斩之”，显得曹操根本不把忠臣当回事。于是，再看以 “贬曹”著称的 《三国演义》怎么处理这段历史，就非常有意思了。嘉靖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写曹操出征之前，先虚构了曹操因为爱惜百姓，推迟了发动战争时间的情节。战争开始后，又没提邺城围城里饿死者过半，却加了一段情节。
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国志》在后世因为小说《三国演义》而获得了极高的影响力，而与此同时，《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也乐意借重正史《三国志》来提升自己的美誉度，两者相辅相成，使得三国故事在后世成为经典
曹操明知道饥民后面有伏兵，但仍然亲自好言抚慰，安排救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要救百姓，才出现在危险的最前线，因此才几乎有生命危险。这等爱民的情怀，即使金庸笔下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也不过如此了。总而言之，邺城一战，嘉靖本所塑造的曹操，形象远比两部正史和 《资治通鉴》正面，说是经过了美颜，也不为过。后来，毛本的 《三国演义》虽然把曹操爱民的内容删掉许多，但这些内容本来就没有史料依据。从对这件事的叙述看，《三国演义》对正史改动颇多，但不是简单的美化或丑化的问题，如这里就把曹操塑造得比正史中爱民得多。事实上，《三国演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今天魏蜀吴三国各有粉丝，而不论哪家的粉丝，都认为 《三国演义》贬低了自家的偶像。能够让读小说的人产生这种感受，倒也算体现了陈寿的笔墨功夫确实了得：《三国志》文辞简约，却当得起一句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上，原标题为《文辞简约，言有尽而意无穷 《三国志》：几乎成了影响力最大的正史》，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