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后，徐恩曾布置在武汉地区的特务头...

武汉沦陷后，徐恩曾布置在武汉地区的特务头目林景伊、先大启、丁谨、史希侠等，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搞什么日伪调查活动，终日无所事事，正好凑成一桌，每晚在扬子饭店打麻将、玩扑克，通宵豪赌，美其名曰掩护开会。

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行动队长丁谨率先和中统女特务、交通员李美负勾搭成奸。随后，调查室主任先大启不甘落后，也与李美贞出现了暧昧关系。

一时间，先大启与丁谨关系大为紧张，双方争风吃醋几至动武。总干事史希侠聪明绝顶，看出了色之大用，便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八方周旋，竟成为被各方倚重的重要人物。结果，调査室的权力也就慢慢集中到史的手中。

这时，总揽武汉地区党务、特工大权的林景伊以人地两不熟、不便开展工作为借口，只身逃回老家浙江温州。不久，先大启也借口被汪伪特务盯梢，逃离武汉。如此，中统派驻武汉地区的党特组织，一度流于真空状态。

总干事史希侠在未得徐恩曾派令的情况下，临危自封为调查室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等到先大启避过风头，再度回来时，大权已经被史希使揽了过去。

所幸先大启失权不失利，他挪用特务经费3000元，在汉口汉正街开设一家香烟店，并且声明不许部属赊欠。调查室干事、中统特务朱家鼎因赊烟不成，便公开骂街。于是，军统潜伏组织“武汉特组”组长周经武暗中拉拢朱家鼎，伺机让中统大触霉头。

1940年6月，朱家鼎再次向先大启借支未遂，又经周经武唆使，径向武汉地区的汪伪特务头目、武汉政治保卫局局长张孟青自首叛变。接着，朱便带领汪伪特务上门讨伐，将中统在汉口法租界潜伏电台和据点全部破获。史希侠等二十余人被捕。

此后，史希侠等十余名中统特务集体叛变投敌，摇身一变，成为汪特武汉区的情报人员，与朱家鼎又成了“同志”。

此时，林景伊闻讯逃往重庆，先大启逃黄冈，丁谨逃汉阳，这是中统汉口地区的潜伏组织第一次被日汪特务横扫一空。

徐恩曾在重庆听到汉口潜伏组织全军覆没，惊得目瞪口呆。

1940年9月下旬，徐与先大启取得联系，当即逼迫先大启带着电台再进武汉。先大启惊魂未定，哪里还有再入虎穴的胆量，然而徐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只得跑到黄冈设立了电台，在外围做点敲边鼓的活动，算是“打回”武汉。

11月，林景伊也被徐恩曾逼回武汉。徐又派原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孝感县长周文化为市党部书记长兼汉口调查室主任，来重建中统汉口地区的潜伏组织，徐哪里想到，此时的周早已成了一个“异类”。

原来，周文化嗜赌如命，日夜不下牌桌，尚在孝感县长任上时，便于1939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玩麻将时被日军逮捕叛变，获释后到伪汉口市政府建设局任工程师。周是林景伊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当林第二次到汉口“组阁”时，周不但升官，而且掌握了中统在汉口的组织。

周任新职，第一件事便是任命他的姘头叶占麟任调査室交通员。由于周、叶经常出双入对、招摇过市，很快又引起了汪伪特务的注意，并于1941年7月间将周逮捕。

汪特表示，如果周能献出林景伊，便可以将他释放，周毫不犹豫地将老师林景伊的住地献出。林很快被捕，被解到南京。因林与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梅思平等人十分熟悉，经丁、梅一手斡旋安排，派专机将林送到香港，再转回重庆。

周文化出卖了林老师，带着姘头叶占麟出走黄冈，从此“安居乐业”，享起天伦之乐。

两次组阁，两次失败，徐恩曾仍不甘心。1941年10月，徐恩曾决定对汉口特务组织进行第三次改组，再委中统鄂室主任陈鹏为汉口市党部委员兼书记长，杨虔洲为党部委员兼调查室主任。

陈、杨吸取前面两任失败的教训，以“大人不涉险地”的古训，再不肯亲赴武汉市区活动，只叫市党部委员欧阳良烺潜入汉口，选定汉川人刘剑开设在汉正街药帮巷的茶栈，设立汉口市区办事处，主持一切。

欧阳良烺是个鸦片烟鬼，亏空经费甚巨，连带着刘剑茶栈的资金也被挪用。刘剑大为恼火，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蚀本生意，遂来到汪特武汉政治保卫局张孟青处告发，换取一笔奖金。

结果，欧阳良烺等多人被捕(欧阳不久被日本宪兵杀害)，徐恩曾重建武汉潜伏组织的计划第三次遭到失败。

徐恩曾不甘心，于1942年12月第四次进行重建，调国民党鄂南办事处主任袁雍为汉口市党部委员，杨虔洲仍为委员兼调查室主任。

杨本来以汉口市警察局特高科长及汪特武汉区特约情报员的双重身分作掩护，自认为是万无一失，岂知还是被叛变的军统特务周经武指认而被捕。杨因与日本宪兵特高科少尉神谷关系密切，暗中打通神谷的关系，被释放归家。

杨捡得一条性命，星夜弃眷逃往黄冈，从此再不敢轻涉武汉一步。杨发给徐恩曾的情报，一是根据《武汉报》《大楚报》编写；二是站到长江边上远远瞭望上下水的船名，从中观察武汉日伪有没有征集马车、民船等方面的活动。

若有异常，便发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到重庆，说根据打入伪机关的内线密报，敌人企图进攻长沙云云，杨一时竟被重庆誉为潜伏区的情报专家。